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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新朝改制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豪杰并起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