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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