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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等措施，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结果亡了国。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广大群众在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之外，还要受到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这一时期贵族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想将帝国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商人刘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极力反对才算作罢。但此后当有人出价至220万两时，抵制不住诱惑的窝阔台终于包给了他。此后，每一个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剥削，强加赋税，苛重的赋税重担又落到了每一个汉人的身上。
元统治者的暴政中“颇具特色”的是赋予“喇嘛”、“番僧”等无上的特权。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还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北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在许多地方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许多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1308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他们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钱买东西，都是径行夺取。元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带给广大百姓经济生活的困顿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压抑进一步加剧。他们只有揭竿而起，反对暴政。这种抗争从元朝建国开始直至最后，始终与蒙古人的统治相伴，至元朝末年达到了最高潮。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元末烽火
元末烽火
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绝史书，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随着蒙古贵族统治的延续，赋税和徭役双重剥削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人祸加于天灾，毫无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举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这一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四十公里处决口，大部分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有生力量。与此的元朝最高统治阶层依然只顾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更趋惨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间，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见皇权争夺之激烈程度。
元朝统治者的骄奢侈靡在后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也愈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在元朝统治者的“带领”下，卖官买官，高下有价。贿赂公行，蔚然成风。各级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贪污勒索，如有撒花钱、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败，无一复加。各种矛盾汇集在一起，注定了元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复黄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13路民夫15万人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颖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年，徐寿辉军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与此同时，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周围地区，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动脉。起义军的胜利使元廷极为震惊，遂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发动全面反扑。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连连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刘福通部活动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各路义军的斗争转入低潮。然而，此时的元顺帝听信谗言，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元军军心涣散。另一起义军将领张士诚趁势夺取淮东地区，进而渡过长江，占领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义军也借机，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攻占集庆等地，占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1353年2月，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一时之间，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此后，刘福通为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根基。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帝国日落
帝国日落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该部实权。当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当刘福通率军三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时，朱元璋借机在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杀死，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元大义，国号为汉。不久，陈友谅即率军南下攻打应天，结果惨败。1364年，朱元璋采用火攻之法，陈友谅兵败身亡，其大汉政权随之灭亡。此后，朱元璋又攻占襄阳等汉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带。为稳定江汉局势，朱元璋转兵东攻张士诚，此时，已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将韩林儿和刘福通赶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请求迁都为名，派军队将韩林儿迎往应天。行至瓜步镇（今江苏六合），奉迎的军队将韩林儿沉入长江溺死，韩宋政权就此灭亡。至此，朱元璋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的斗争口号。此时元朝的最高统治者阶层却陷入荒淫无序的状态，毫无复兴的希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元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各地民变风起云涌。面对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却荒于政事，只顾饮酒作乐。就在朱元璋大举北上，准备灭元之时，元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了内乱。早在1359，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见政局动荡，顺帝听任朝臣倾轧，就打算联合当时丞相太平逼顺帝逊位，遭到太平严词拒绝，皇太子又中伤太平，逼其辞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势下，顺帝被迫罢免太平，但由于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皇太子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不久，元朝内部的斗争更甚，各皇子之间以及顺帝与朝臣、皇子的战争不断。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达、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