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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告诉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的成功有自己的方式。只要我尽力去做，他们就满意了。同样，无论我选择哪所学校，他们都会支持。
我那时已经觉察出了自己和很多美国同学的距离。他们只知今朝、不顾未来，从一个party到另一个party，无穷无尽的party、电影、舞会。我认为生活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一旦我稍微努力一点，就可以做得很出色了。请注意了，这可不是父母灌输给我的想法，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是的，我错过了很多party和电影，虽然有时候我会心猿意马，但最后还是坚持住了。我安慰自己说，我跳舞就像个火鸡，再努力也不可能成为万人迷，且不说我的眼睛近视。我很受同学的尊重，但同时也被贴上了书呆子的标签。我喜欢这个标签，因为我坚信：今天的书呆子，就是明天的老板。
每当我觉得被排挤在同学圈子以外的时候，我就想像着一个小书呆子Kate最后成为一个威风八面的老板，让那些拉拉队员和校队球星瑟瑟发抖，俯首称臣。这个想像总能让我高兴起来。
当然了，我还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我可不是与世隔绝、清心寡欲的隐士）。
我开始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好像不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讨厌这样的处境。我渴望呼吸截然不同的空气，渴望不同的环境，我想结识不同的人们，那就是大学。
但是怎样才能进入好大学呢？在几次华人聚会中（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吃美味的中国菜），我遇到了两个女孩，她们的学业成绩好得要命，最后都进了斯坦福大学。我在他们父母的眼里看到了骄傲，她们的成功使我的成绩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好羡慕啊。虽然我不一定能考上斯坦福，但我也想攀上巅峰，把我的旗子插上去，让那些华裔妇女们到处传说我的名字。爱拼才会赢，对吧？
我必须走出第一步。进入大学前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得好好计划一下。高二结束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检查成效如何。高一和高二选修的课看上去很美，都是荣誉班（HonorClass）1和学术性强的课，没有选“陶器制作入门”之类好混的课，这种混混课程会无形中减少进入好大学的机会，那里可是竞争激烈啊。高二我选修了第一年的微积分、生物、化学。（学生顾问2认为我得了失心疯，讲了一些神经崩溃的故事吓唬我。还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挺正常。）
现在，我仔细计划了高三要选修的六门困难的课程，包括四门AP课程3、学术指导课、法语三级。这次我可不敢告诉学生顾问了，上学年我已经见识了她瞳孔放大的样子，她的声音就像母鸡下蛋时“咯，咯，咯”的叫声。我也没有告诉我的朋友们，怕她们会劝我放弃。我的父母只是问我能不能承受这些，然后就不遗余力地鼓励我。我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对付这些。我够聪明，做事有条理，没问题。
要进入好大学，这些还不够，我需要更多的课外才能。就在高二结束后的暑假，我去了附近的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实验室做研究助理。晚上住在爸爸的朋友家，周末回自己的家。这是我第一次闯进专业水平的科学研究世界。我看到了高中生物课本里从没有提到过的技术，看到了像外星人那么奇怪的机器，真好玩。
我学会了实验的基本程序，还亲手处理艾滋病毒血样本，好奇心压过了害怕的感觉。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能企及的世界。我也发现自己不喜欢做研究——工作中缺乏人际交往，太多的重复工作，无穷的等待和细节。我想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和机器、血样在一起。虽然这不是我理想中的职业，但是这次经历带来的收获，对我下一个学年的AP生物课很有帮助。
在实验室里，我还遇到两个极其聪明的亚裔女孩，她们是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1挑选和资助的。两个人都有SAT2高分，无穷的学习活动，丰富多彩的课外才能，很高的课程累计分GPA3，富有的家庭，常春藤名校的父母。最眩目的是，她们有骄人的上流社会生活！在我看来，她们是那么完美无瑕，正是哈佛和斯坦福最理想的学生。她们年级大一些，老练、成熟，对我视若无睹。我也不介意，因为我觉得跟在她们后面，就像个小蚂蚁一样不值一提。
在我的高中里，我是最好的学生，但是认识这些女孩以后我才明白，自己不过只是窝在一堆珠宝中的一块灰扑扑的石头。我终于弄清楚了申请顶尖大学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尾巴翘不上去了。我知趣地谦卑下来，也有一点恐惧。
那个夏天，我在履历表上又添一笔：帮爸爸写剧本。我可怜的老爸在美国住了十几年，英语写作还是非常教条，根本不知道高中学生之间的“黑话”，所以他要我帮他完成一个电视剧剧本中英语对话部分——这个电视剧取材于我的故事。看到他写成的初稿，我几乎把肚子笑破了，现在没有高中生会说“Hello，howareyoutoday？”应该是“Hey，howyadoin？”或者“Yo，what'sup？”
剧本中的中美教育对比，让我进一步明白自己能够接受美国式的教育该有多幸运。这种教育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形成了我的个性和自尊，塑造了我的大脑和性格。中国式教育有自己的优点，严格的学校教育教出了极其聪明的孩子，但是孩子往往更需要创造力，通常这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喷射事实和公式的机器，我想成为一个丰富而智慧的个体。
新学年开始了。正当我觉得一切都上了道、情况还不错的时候，两个打击接踵而来。第一，我看到一本关于怎样打进顶尖大学的书，被上面要求的种种“必须”吓坏了。我没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都快哭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像书上说的那样好。虽然我也修AP课程，GPA4。0，社区义工，但我没有展现领导能力，运动天才，全国性奖励。正当我急得慌手慌脚的时候，另一件事雪上加霜：我完全忘了马上要考PSAT（PreliminarySAT）。PSAT是SAT的预考，是通向著名的“国家奖学金”（NationalMeritScholarship）1的大门。
我通往大学的第一场战役就这样突然间打响了。
第一章老爸评论：可怜天下父母心
培养孩子读大学，是做父母的一大心愿。从乡下走进交大校园、在抗战烽火中完成学业的父亲告诉我：教育的确能改变人的一生。他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像他父亲一样继续做一个乡下地主。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这个只念了一年初中的人有机会考进大学，才有了我的今天。我告诉女儿：良好的教育才能给你真正的自由。
送孩子进大学、进好大学，是父母希望孩子追求上进的美好愿望。我们常常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和日本的家长如何把孩子送进名牌小学、名牌中学，竞争从小学开始，有人更以为这是不时髦的亚洲文化的表现。你看看下面这个故事，也许就知道了何谓“天下父母一般心”啦。
2002年《华尔街日报》有个重点报道：所罗门美邦的知名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曼涉嫌故意上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评级受到司法调查。是什么原因让格鲁曼冒着毁掉职业前程的风险去违法呢？
原来格鲁曼有一对双胞胎的小孩，要进一所私立幼儿园。这所顶尖的幼儿园声称可以培养出进入常春藤盟校的聪明孩子。尽管收费高昂，家长们仍然趋之若鹜，挤破头也要把孩子送进去。问题在于：进入这个曼哈顿上东区幼儿园的道路似乎跟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艰难，家长们动员所有关系，甚至聘请专业公司辅导小孩面试技巧（听起来比亚洲家长还专业、到位）。
格鲁曼老兄写信给朋友——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桑福德•；韦尔，信中说：“如果您能请他们（幼儿园董事会成员）在方便之时运用其影响力来帮助我们，我将不胜感激。”格鲁曼的孩子如愿进了那所幼儿园。然而现在政府正在调查，花旗集团捐赠给幼儿园的100万美元是否跟韦尔最后摆平幼儿园有关，是否跟格鲁曼上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评级有关。（还有其他违规行为，格鲁曼最后认罚1500万美元，终生不能涉足证券业。）
美国孩子要读大学，几乎都能进得去，差别只在于学校的质量和名气。什么样的学生在美国才能进入顶尖大学的本科呢？成绩不好是绝对不行的，光成绩好也不行。哈佛大学在招生简章上这样解释它的录取标准：学业成绩、课外活动、性格修养。
学业成绩包括SAT考分和课程累计分GPA，还有修课的难度。女儿的高中实行学分制，选修课很多。不排除一些学生为了保持好的成绩就故意修容易的课，这样的优秀成绩会被大学打折扣的。据说2002年的美国花样滑冰冠军也是考出了顶尖的SAT成绩才进哈佛的。课外活动包括社区义工、音体美才华、参加各种有意义的论坛和夏令营、科学研究、各种学生组织和俱乐部的活动及其领导能力、全国性的得奖等等。
与许多美国父母一样，我希望女儿能读一个好大学。但是，如果她只能进普通大学，她也是我终生最爱的人，正如智者所说：“孩子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值得看守的财富。”
Kate是一个容易佩服别人的人，在家里谈到每一个周围的朋友都是夸别人聪明，再加上做父母的永远觉得自己孩子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一直认为Kate不算出色。这倒让我有借口松一口气：送她到便宜的公立大学可以省我不少钱啦。
我成长于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Kate的妈妈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们都成长于大家庭。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