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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虽然陈独秀崇敬这种精神，也相信这位领袖群伦的长者的办学能力，但还是下不了应聘的决心。这件事毕竟太突然了，他想起了一个人，挺郑重地说：
“蔡先生，我向您推荐一个人，胡适之博士。此人比我强，又马上要从美国回国了，更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求贤若渴的蔡元培，胡适之他自然喜欢。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的高足，正热衷于做白话诗，与他的留美好友梅觐庄和任叔水笔战。他已在《新青年》上拜读了那篇《寄陈独秀》的著名长信，对他的“文学革命”口号赞叹不已。最近，又从另一篇文章里听到了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呐喊：一个国家与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这位文风犀利的青年学者如能加盟北大，将会给这座死水一潭的学院很大震动。但对于陈独秀，他更不愿轻易放过。他已隐隐觉得主长北大后，将会与旧势力进行一场艰苦较量。他需要一批胡适这样的急先锋，更需要陈独秀那样叱咤风云的主将。
他因马上要去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一次演讲，只能先起身告辞。他已下定了三顾茅庐的决心，临别前，又意味深长地瞥了陈独秀一眼。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2
沿着景山往东不远，隐约可见一片颇为宽绰的殿屋式建筑群，这就是当年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的四女儿，生于乾隆十年冬月，乾隆二十五年，以十六岁的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皇恩浩荡，赐第在马神庙路北。马神庙原是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改为皇家府第后，因这位公主红颜薄命，仅二十三岁就香消玉殒，庭院也由此渐趋荒芜。“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急待开学，清廷下诏，拨此地的空闲府第做了校址。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大学，先不说环境，离帝城仅一步之遥。倘若在夏日，往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会顺着紫禁城根，一直开人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之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还是景山前的朝房和宫殿？在烟雨迷濛中远眺金碧辉煌的皇城景色，也确实令人神思恍惚，浮想联翩。
也不说建筑，府院留痕里似乎处处弥漫出一股“乾隆气”。这座昔日的皇家庭院，当初还是很有些气派的。坐北朝南的清式门庭前，守着两只威猛的石狮子。府第四周全用巨型古砖垒成高达四米的围墙，东西四十丈，南北六十丈。头门前上方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历年夏天学生投考，录取的红榜总是张贴在门外的。进门有一荷池，立一石柱刻有篆文的日晷，也可见一合人环抱的古槐在风中摇曳出苍凉。后面是五间公主府正殿，上面藻井依然，明柱朱漆斑剥，一派皇家旧气，开办时先做了大讲堂。大讲堂后，东、北、西三面都有房，西侧耳房，成了后来许多名教授讲课前的休息处。北房高大考究，辛亥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宴会厅。最令古建筑学家叹息的，还是后排两层砖木旧房子，俗称公主楼，开办时凑合著做了藏书楼。遇见这样的楼，好像有幸撞见了《红楼梦》里贾蓉借玻璃炕屏时，凤姐叫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在老北京也是仅剩几处 西路后部几进大屋，原为公主居住之所。虽枝干犹存，已由清爽变为杂乱，成了学校的办公处。
这座全国的最高学府，自1898年开办于今，校址已从四公主府，扩展到汉花园、松公府。今年九月，校方又终于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筹建后来将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但影响中国进程的新旧两股势力，围绕着如何办学的较量，却始终没有松过劲。
先是那位羸弱而好幻想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下令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是想为推行他的新政办一所新型大学，还请来了名噪一时的梁启超起草大学堂章程。这是个与历朝太学和书院完全不同的章程，规定了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提出了一整套中西并用的办学方针。光绪还任命了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的孙家鼎为首任管学大臣。当时真可谓人才济济，中学总教习为嘉兴人氏许景澄，这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外交官，出使过法、德、意、奥、荷、俄等国，颇长于经世之学。西学总教习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随他掌教的还有一批欧美来华的传教者，著名的有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当时的朝廷还规定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
但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四年的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了政变。马上下令恢复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新政措施几乎全被取消，惟京师大学堂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自汉武帝元朔五年设立太学后，从魏晋到明清，一直以国子监相沿袭，她要让大学堂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许景澄。又在1903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被传为轶闻的是进士馆里每个学生几乎都有听差伺候，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的一百零四名学生毕业了，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虽授有官职，因为是师范毕业，还要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才能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又要轮班子，找门路，真是遥遥无期。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一位早逝的同学写下这样的挽联：“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为死者也为自己的功名未就喟叹不息。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向总统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根据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废去了忠君、尊孔等信条，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取消了经学科。但袁世凯为了加快复辟帝制，一面干方百计摧残北大，曾先后两次以经费不足提出停办北大；一面又拼命拉拢师生，在去年的下半年，竟要封北大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和“下大夫”，遭到了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准备举行“登极”大典时，北大师生群起反对，最轰动者为文科教授马叙伦的挂冠而去，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面对这动荡不宁的政局，这座古老的校园终于渐呈衰相。北大好像有些老了，不仅房子老、工友老，连历任校长坐的汽车也老得快走不动 白天，教师中不少人是靠印旧讲义混日子的。学生中有钱的就整夜地吃花酒，捧名角，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都说要看北大人的散漫，只要去学生宿舍。不说别的，一走进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光看那布局就令人咋舌。有的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一隔为二，各走各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还要绝，像演话剧似的，纵横交错地挂了许多长短高低的白布幔，将房子隔成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独立单元。同一宿舍的人在走廊上相遇，也互不招呼。好像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只是与意气相投者交往。
傍晚时分，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寒冷的冬夜降临了，范文澜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微颤着掸去蓝布长衫上的雪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