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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我怕得有理。
……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 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 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 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 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