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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
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
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
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
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展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
无辜之学生。
蔡曰：我尚有一消息适忘告君。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
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
下一个免我职，我一人之不体面犹为小事，而学生或不免起一骚动。我之
急于提出辞呈，此亦一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者又为年高德助
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
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矣。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
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
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蔡元培被迫出走的消息，终于在青年学子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北大同学把他留下的条子油印散发到各大学校，开始有人因对引用的典故不解，望文生义说，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以为蔡先生有责怪学生之意。幸亏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及时回答了学生询问，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说贤者虽明哲保身，岂忍重责于学生？无非是说自己积劳成疾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而已。
就在他离京后的第三天，北大同学又接到他途中的一封来信：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
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
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
以为之尽力也。今幸存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
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
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
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
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
之去职，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这封信仅署姓名，未注明发信处，借以表明去志之坚。但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看出了他离京前的矛盾心情。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他，不能不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却又不得不在事后引咎辞职。
蔡元培被逼出走后的这些信函，犹如愤怒的火种，又一次点燃了北京大学这火药库。北京学界迅速兴起了“挽蔡斗争”，与那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起，汇聚成声势更为浩大的反政府行动。
就在他出走的当天，北京各校代表开会决定，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名义呈请政府多方挽留。如无效果，再由各校同盟罢课后援。于是，北大学生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请求声援。他们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蔡校长是受外界胁迫辞职而去的，现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北大的教职员也集会推举代表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八人，前往教育部请愿。面陈挽蔡决心，同时明确表示如果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将一齐总辞职。
北京各校以及社会各团体也为挽蔡面积极活动。5月10日下午，由二十七人组成的各校追踪挽蔡的代表团赴津。他们抵津后因找不到蔡元培，于是又从中推举四位代表赴沪追踪挽留，天津学界也推举二人同往。5月11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推举北大教授康宝忠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各校教职员签名上书要求挽蔡。与此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上书总统和教育部。言辞恳切，一致要求大总统万勿批准辞呈。并请明令切实挽留，保存全国教育一线之曙光。
傅增湘这位老翰林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天天忙于接待学界的各种上访代表。蔡元培的悄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同情和支持学界的正当要求，他于心不忍。但学界的要求又过于激烈，与他们站在一起，必将得罪北洋政府，造成自己与蔡元培一样的下场。但他还是选择了正义和良知，他已得知安福系政客企图趁机控制教育部的计划。听说他们想推出参议院副院长田应璜来替代自己，见马其昶当年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纠葛太深，又想改换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他凭着一腔书生意气，已决定步蔡元培后尘豁出来 所以当北大教职员代表李大钊等八人来教育部时，他当场叫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命令他致电上海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沉思孚，如蔡公抵沪，请沿途挽留。并希望转告张元济、蒋梦麟，请帮助做好说服蔡的工作。
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 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 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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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 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 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 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