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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 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 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 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 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 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 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 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 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 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 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 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