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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18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 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 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独立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 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 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