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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分子”。大多数人被撤职、免职调离。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难所及，无一幸免。
一个小小的承德地区那时能有多少干部？这么一整，基本上把原热河留下的干部一网打尽了，侥幸者则惶惶不可终日，尔后外派来的干部，必然首先要与“热河派”划清界限站稳立场。“热河”终成了一个不敢言及人人避之的怪东西了。以至1962年按照中央精神，为王克东那一批人平反时，时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他提到王克东（工作）也是很好的，我们把人家批判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李立三之所以要做很多工作，是因为河北省委对王克东等人的平反意见，虽已写出了草稿，但在同意平反时，又还多少留了一些“尾巴”。“尾巴”在那个年代很可怕，有“尾巴”的人，不管如何被平反，实际上也是弄不“平”的。“尾巴”在里面鼓着，很难看，很难受。
自此，承德开始忌讳谈热河二字。直到后来，包括城市街道店铺门匾，都不见热河字样的题迹。这种余悸延续了很多年。那时热河（泉）似乎也知道了自己不招人喜欢，于是它的热度逐渐降低，冬季没了以前的蒸汽，夏季水量也不再多了。她像一个被训怕的孩子，胆怯怯畏缩在离宫湖水的一个角落。水草萌生，碎石遮岸，如果没人指点，生人很难寻着。或许再过些年，它就会彻底没了踪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地委党校前身是热河省委党校。学校有个礼堂，隔出一部分堆了不少旧桌椅。我去翻，翻出一台包着皮面两头沉的大办公桌，跟《列宁在一九一八》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桌差不多，桌的一侧印着热河省委办公厅多少多少号。我很喜欢，搬到宿舍里，摆上书，还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贴在墙上。没过几天，教研室的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就找我谈话，问你知道那桌子是谁的吗？你写那诗是什么意思？我茫然了。幸好我插队多年，练得胆大，说谁用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写那诗是向鲁迅学习，你不让吗？把他气得够呛，但由此我入党的要求也就迟迟得不到批准。事后才知道那办公桌曾是热河省委领导用过的，而“躲在塞北成一统”，正是所谓“热河派”的罪名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当地委机关报《承德群众报》社长。我很喜欢那个报名，那是当年请郭沫若先生题的。说来有趣，包括群众电影院等，热河省是很看重群众二字的。但当地、市合并后（以市为主），报名就奉命不要“群众”二字了。后来增办晚报，我取名《热河晚报》，应该说是挺好的报名。而日后一旦我辞了社长专事写作，晚报的热河二字也就变没了。我当时还曾暗想热河啊热河，你到底是怎样把人得罪了？
热河是能化冰（兵）的。但化了干戈，却又难成玉帛。玉帛是怕水的，多好的玉帛沾了水，也要变形乃至发霉受损，而运动的祸水及后患却是接连不断。虽然这种联想与现实并无因果关系，但事实上热河城原有的平和心态已在人员（人口）的更迭及猛增中逐渐被改变，直至被冲击得难以复存。有人告诉我，1964年搞“四清”时，当万人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某县城时，当天被吓死（自杀）的就不下几十人。运动连连，指鹿为马，大军压境，草木皆兵。由此，再看出现拆文庙等等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记得我初参加工作那年冬天，市里批判一位叫翟向东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翟向东是个文化人，对承德的历史很有研究，后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主持批判会的是市武装部的一位军人（这事无法回避，当时武装部权力大）。据说拆文庙就是由他们一些人决定的。那日天甚寒，热河省时建的“群众电影院”里没有暖气，贼冷，军人披着绿大衣坐在台中央，翟向东坐在一边，面前有个小桌，他记录。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冻得两脚发木，不由得跺了几下地板。楼上是木结构，咚咚响，就有人回头看。很快就反映到党校，说地区的干部参加市里的会不守纪律。还好，地区和市里有矛盾，领导没追究。但我已觉出热河历史上虽不动刀枪，但这会子却不太平。可那时哪里又太平呢？又找不到，于是我一个小青年也只能变得少说话慢开口，以保平安。
终于有那么一天，许多人没想到，热河水当然更不会想到，上苍还会把一个讲理讲法的时代还给人们，赐予人间。热河省时建的剧场内吊着一只硕大的莲花灯，虽然与今日任何一家宾馆里的吊灯相比，都显得粗笨土气，但在当时，仍属高档的灯具。我去剧场时，很想看它亮的样子。但那些年这灯从未亮过，以至于让人以为它亮不了了。但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又去剧场，忽然见那上面的灯全部大亮了，亮得人心花怒放，同时又有几分心酸与感慨。
承德因热河而有名，承德不能失去热河。热河不曾得罪谁，热河只不过与其他的大江大河有明显的不同罢了。热河弱小，但她希望任何一条涓涓细流都能得到尊重；热河虽短，但她希望身边有更多的平静之气，且地久天长。
最后要揭开一个谜底。关于“热河化冰（兵）”的说法果然是真吗？非也。实际情况是：承德（市）位于河谷交汇之处，门户大开出入无阻。稍远些尚有高山隘口，及近便无险可守，故一旦前方失陷，城区必难以保全。若死拼硬打，也只能依托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那么，这些文物至今肯定是不存在了。如此解释，却也不是当年军阀汤玉麟逃跑的借口。汤既不认真在外围布兵防守，又闻风即带着个人搜刮之财匆忙而逃。此时间便出了个大笑话，那日他逃出百十里，天黑了，正愁无处驻扎，忽得消息日军距城里尚远，于是又带人马回来住了一宿，转天一早接着再逃。随后日军先头部队只有一百多骑兵，就大摇大摆进了承德。
往事悠悠，热河一梦，就我个人而言虽梦想成真，但那不过是一己之愿，不值再谈再思。重要的是要再谈再思数十年前与许多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热河一梦”。谈、思不为别事，只为吸取教训不再犯相同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心系老百姓，以确保来之不易的新时期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承德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从本地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富民之路。如今大家对热河不仅不再有忌讳，而是愈来愈看中热河这两个字了。热河是避暑山庄的心脏，是承德的名片。浮躁的情绪渐渐消失，更多人追求着平静善美的心态。热河泉边早已修葺一新，热河水静悄悄地流淌。她不张扬，不激荡，不歇脚，不辞劳。春风里有她，秋月中她在，她把一个宁静和谐的理念带到了人间，也感动着我们。
天可怜见
程绍国
程绍国 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知识分子11％的“右派”，过着二十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垫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