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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禁犯界酒：太祖时规定，越界私卖酒，一石则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城二十里，酒至五十斗相处死。以后稍宽其刑。
第三，告赏之制。犯酒禁而首告者，例有赏钱，赏钱的多少以犯酒数量而定。
4矿课罚则
坑冶在实行官榷之时，有私采矿、私淘金银者，皆以盗论罪。私鬻矾者，同私茶罪。矾亦行禁犯界之制，私卖越界，如茶法。
（三）市舶法规
宋代市舶法规不甚严格，其基本精神是防止漏税，以增国家市舶收入。其要点如下：
第一，禁私自出海贩鬻。元 五年（公元1091年）规定不经允许而擅自到高丽、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船上其余的人，虽非船主，并杖八十。而且许人告发，并给赏钱。
第二，禁私与外商交易。在行榷货制度时，严禁内地商人与外商贸易。敢与贸易者，计值满一百文则治罪，过十五千钱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妇人犯者，配充针工。以后各代稍有减轻。
此外，曾严禁铜钱出口，若有夹带铜钱出口者，回国后徒一年。
第六章 元代的赋税
蒙古原是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元帝国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公元1206年，蒙古勃儿只斤部领袖铁木真统一漠北高原诸部落，建立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主阶级支持下，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统，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队伍所推翻，前后菜九十七年。
第一节 概 论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在其大规模地征服先进地区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忽必烈据汉地建立起封建国家元帝国标志着这种转化的完成。虽然蒙古奴隶主贵族在对先进的封建制地区的征服，不可避免地摧残了那里的生产力，严重地阻碍了那里生产力的发展。但元朝灭南宋、平大理、吐藩，结束了辽、金、宋、、大理、吐藩、西夏等诸国并立的混战局面，使中国归于统一，元朝的这种统一加强了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有利于边疆的开发，促进了中外关系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展。
元建国后，农业生产受到应有的重视。忽必烈在位时，鼓励兴修水利、垦辟荒田，禁以农田为牧地、牲畜践踏农桑，颁发农书，严禁杀掠，多次颁布放奴为民的诏令，以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因此，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北方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南方和边疆的农业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商业发展更迅速。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说，（1）元灭南宋前，南宋的商业已有较大发展，元朝商业经济有良好的基础。（2）元朝地域广阔、国家统一有利商品流通。（3）元朝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海上贸易对国内商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影响。（4）元朝实行纸币制度，纸币便于携带，有利于商品流通。从主观上说，元朝统治者格外器重西域商人，还吸收大量商人参加统治集团，国家在商人的影响和左右下，商业受到重视。此外，统治者奢侈的消费，也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总之，全国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航道的沟通，纸币的发行，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元代商业的高度繁荣。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中，还保存着蒙古旧的奴隶制的残余，又部分地吸收了辽、金和南宋的旧制。元朝将这些制度揉杂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元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牢牢控制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在地方则设立十一行省，以控制地方军政大权。行省之设，奠定了以后各代的行省制的基础，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上的重要事件。
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元朝赋税的特点
元朝的赋税制度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承继，但它又有许多特异之处，并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元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赋税的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它赋税也南北各异。就是同一地区的赋税，制度也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元朝统治者征服各地的时间不同，只能因时立制，不可能强求统一。第二，元朝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不尽一致，因此只能因地立法，不能强求制度上的统一。第三，赋税制度的差别，有利于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封建专制。元朝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给蒙古族以各种特权，在赋税方面，也给以各种优惠。元朝赋税的另一个特点是，商税和盐税较之以前各代有所发展。元代由于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赋税征钞，这是元朝赋税的又一特点。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是因为元代货币经济发达，国家以钞为法定通货的原因。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三、元朝各族人民的赋税负担
元代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七十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二百四十余倍，商税亦增加近十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在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下，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凄惨的。有人对家有百亩土地的自耕农算了一笔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籽粒，好收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有田百亩之家，尚且如此，无田佃户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贫民的生活，也不比汉人好些。有些蒙古贫民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压迫，纷纷南下，成为无衣食之给的贫民，有些蒙古贫民被贩卖出海，有的则沦为汉人地主的奴婢。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或逃亡流徙，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都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蒙古国建国之初，税制不备，统治者所需，全靠奴隶的从给或掠夺其他部落、其他地区的财产；军队则自备钱粮，征战时，队伍的后面跟随大批马、驼，以供给军将士的肉、乳，并随处掠掳，作为军食的补充。以后随着四方征伐的需要，到世祖忽必烈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赋税制度。
一、元代的田制和户籍
（一）元代的田制
元代的田地，主要分为二类，即民田、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和蒙古贵族所占有，贫民百姓占有的土地甚少，而且常有被兼并之虞；官田包括皇亲、贵戚的食邑，作为官俸补充的职田，作为学校师生禄廪的学田，赐给寺亩道观的寺田和供作军粮的屯田。屯田又有军屯、民屯之别。民田征税，官田收租。因元朝土地管理混乱，故终元之际，无完整的土地统计数字。
元朝建立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豪势要之家兼并细民百姓之田，诸王贵戚强占农田为牧地，致使百姓逃亡，土地抛弃。为扭转这种状况，统治者多次下诏，令豪富、诸王勿得兼并，同时下令富民减且以佃。这诏令，往往只是具文，但国家以法令形式令富民减租，这在元朝以前的史籍中是罕见的。
（二）户籍管理
元代的户籍制度十分繁杂，为历代所仅见。元朝盛时有户一千四百余万，口五千九百八十余万。统治者将全国人口按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西域各民族的统称）、汉人（原金地的汉族）、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根据职业上的区别，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僧道户、儒人户、种田户等多种；根据社会地位分成官户、民户、驱丁户等；按籍户的先后分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等；按科差负担额分丝银全科户、减半课户、止纳丝户、推丝户等等。每户等的政治待遇不同，赋役负担差异很大。
（三）元朝的赋、役册籍
为了便于对户口的控制和赋役的征发，在元代，建立了一套赋役册籍。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年的浙江海右道绍兴路余姚州就曾登记过多种册籍。“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等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科差，则又有所谓鼠尾册恶。”其后，至正十年秋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在浙东均役，“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具其田形疆畎，立名甲乙，比次以上官，按故牍而加说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另为右契子民，使藏之，曰乌由，以立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治役”。国家凭借这些册籍控制土地、户口，征发田赋、徭役。
（四）元代的经理之法
元代实行经理之法，旨在括隐田，增赋税。世祖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