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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当时中书省淮两淮运司的奏请，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设立仓库，官府设纲船攒运，贮之仓库，商贩就仓支盐贩卖。延 七年（公元1320年），两浙之盐亦效两淮之法，改就场支给为就仓支拨。盐商向官府买引，赴指定的盐场领盐，按规定的区域贩卖。
（二）入粟中盐制
此制是官府召募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地区（边疆或军队征战之所），然后政府给以盐引赴盐场领盐贩卖。
（三）计口授盐制
此制系由官府按人口或按户强制配合食盐，亦称“食盐法”。这种制度多行于产盐区或私盐盛行之地，目的在于增加盐课，以补国用之不足。
（四）设局官卖制
此制系官府设局，官为发售。这种制度主要行之于大都，目的在于稳定盐价，防止奸商从中谋利。
（五）常平盐制
此制系由国家将盐运于指定地点存储，待盐价上涨时，国家以平价售出，目的在于稳定盐价，打击官豪，避免奸商图利。
（六）征税制
元代对自制土盐及四川井盐则袄地征税制。如太原自制土盐（即小盐），世祖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九月规定岁输七千五百两。至于四川的非国家所属的盐井，所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262年）九月规定岁输七千五百两。至于四川的非国家所属的盐井，所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
元代盐制虽然多次整顿，但仍然弊端丛生，如引商专利，官盐质量低劣，强行派散盐引等，加上附加、折征、预借等名目，致使民负沉重，有时不得不淡食。
二、茶专卖与茶税
元代茶谭多因袭南宋旧制，实行引茶之法。只在某些地区或某一时期，实行征税制，或专卖与征税并行。
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官买蜀茶，然后增价售于羌地，此是专卖之制；后张庭瑞更变茶法，使贩茶商人每引纳二缗入官，官付给文券，听其自卖于羌地，此是商茶之法。世祖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用运使白赓的建议，榷成都茶，官府置局发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平南宋后，纳左丞吕文焕的建议，榷江西茶，并定长短引之法，皆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至元十七年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又改江南茶法：裁并茶课少的茶课管理机构五所，并入其它十一所中；茶商贩茶货卖必须携带茶引，不带茶引视同私茶；延 五年（公元1318年）采纳法忽鲁丁的建议，实行减引添课之法，茶引由一百五十万引，减为一百万引，每引课钞十两增为十二两五钱。
在引茶专卖的同时，也曾实行征税制。例如至元十七年曾将茶 配于民，均摊茶课，至元二十一年废除 配之法，而将 配茶税加入正课之中，同时对江南茶商运至江北者，又纳税。这是先行专卖，再行纳税的专卖和征税并行之制。
元朝统治者多次改变茶法，使茶税收入不断增加。至元十三年平南宋之初，茶课仅一千二百锭，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岁征引课达二万四千锭，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2年）当年征茶课四万四千锭。以后茶课屡增，至延 五年行减引添课之法，岁征茶课骤增至二十五万锭，延 七年至天历二年（公元1320…1328年），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
三、酒醋专卖及酒醋税
酒醋课始于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正月，当时规定，酒课验实息十取其一。次年，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官制官卖的专卖制度，并视外府司县的民户多寡而定课额。其后改为允许酒户和富豪酿酒，官为收购酤卖。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十二月，中书右丞卢世荣以“京师富豪户酿酒酤卖，价高味薄，且课不时输”，禁止富豪酿酒，实行度增加酒课，由原来每石一两增为每石十两，税额提高十倍。八月罢榷酤之制，改行征税制，听民自造，每石米课官钞五两。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恢复榷征之法。
酒醋课通常以钞缴纳，偶尔也征粮食。如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九月，因山东发生饥荒，于是责令益都、济南酒税十分之二收粮。
酒醋课是元朝的重要财源之一，常年酒课收入为钞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九锭一十七两，贝八（贝币）二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七索，醋课收入为钞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五锭三十五两八钱。四、岁课
元代的岁课是指对天地自然之利，山林川泽之产（如金、银、铜、铁、铝、锡、矾、玉、竹木之类）报课征的税收，大部分属矿税性质。
金银矿藏皆归国家所有，通常由官府调集民夫采淘、冶炼，向国家定额输纳。有时也实行征税制，如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李德仁在龙山县胡碧峪淘金，岁纳金三两。至治、泰定年间，对个别地区的银矿，曾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输官，或征收额税。
铁、铝、锡、矾等矿产品，国家通常行引法，客商买引后，赴各冶领铅锡贩卖。也有听民煽炼，国家抽分的。
竹木课，有官竹、民竹之分，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
元朝岁课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便却十分扰民。如有的地区不产金银，而官府责其缴纳金银票，百姓不得不自购金银以充课；也有的官吏多征课额，以图升进，致使民不聊生。
五、商税
元朝商税始于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当时，根据耶律楚材建议，立十路课税税使。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定天下赋税，商税三十分取一。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定中原税制，三十分取一，以四万五千锭银为定额，有增余者作羡余。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又规定各路课程增羡者迁赏。亏短者赔偿降黜，征税机构官吏的俸钞由增羡额内付给。这更加促使官使酷敛商旅。
元朝规定商 必须按月纳税，商人纳税后，方可入城贸易，如无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即视为匿税，但僧、道、传教士及教徒，常匿税不缴，回回商人亦持特权而不纳税，虽政府屡次申禁，但作用不大。
六、市舶课
元承宋制，对国内与海外诸国往还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统称市舶，对中外船舶所载货物的抽分与课税，叫市舶课。
在元代海外贸易得到显著发展，在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等地设七个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和市舶抽分事宜。元统治者对外贸易的原则是“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为配合对外贸易的管理，国家制定了较前代更为完备的市舶课制度。
元朝市舶课制度，初期沿袭宋朝旧制，实行抽分法，即对进出口货物抽取定量实物。当时规定细货十分取一，粗货十五分取一。抽分之后，随客商买卖，在贩卖时另征商税。为鼓励土货出口，曾实行双抽、单抽之法，对土货实行单抽，对蕃货实行双抽（即加倍征收）。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在杭州、泉州实行外贸统制制度，即官府自备船舶和本钱，选派人员对外贸易，所得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参加贸易的人取其三。同时规定权豪势要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下番贸易，违者籍没家产之半。国外客旅随官船来华贸易的，依例抽分。
至元二十九年又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规定在泉州、福州等处已抽分的舶货，如在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出卖，不要另外征税，细货征二十五分之一，粗货征三十分之一，此后其他各市舶司均仿照执行。
仁宗延 元年（公元1314年）因香货、药物减少，价值陡增，遂广开外贸，重新制定市舶条例。凡出海贸易，必须由官府批准，给以凭证，私自出海者，没其货物，查实后将没官物的一半付告发者充赏。
七、额外课及杂敛
元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苛征杂敛也日益增加，岁有定额的，叫常课，没有定额的，叫额外课。额外课之外，又有许多无名杂敛。
元代额外课名目有三十二种之多，其中历日（即历书）课、契本（即契本税）、河泊课、山场课、窖冶课、房地租钱、薄苇课七种是全国性的额外征收；其余二十五种均属地方性苛杂。如门摊课，主要征之于湖广、江西、河南；池塘课主要征之于江西，江浙；食羊等课是主要征于大都、上都、大同等路；获苇课主要征于河南省；煤炭课则征之于产煤之地的大同等地；撞岸课（对靠岸船只所征之税）则主要征之于船阳路；山查课主要征于广平路、大同路；曲课征之于江消失；漆课主要征之于四川广元路；酵课主要征之于腹里永平路；山泽课主要征之于漳德路、怀庆路；荡课征之于平江路，柳课征之于河间路；浮牛课主要征之于龙兴路；柴课主要征之于安丰路；羊皮课主要征之于襄阳路；磁课（对磁器的课税）主要征之于冀宁路；竹苇课征之于奉元路；姜课征之于兴元路；白药课征之于漳德路。
额外课虽然零星，多不过数万锭，少仅十几锭，但累计起来，数额也是可观的，上列各类统计，有时竟达十六万六千八百余锭。
除额外课外，还有许多无名杂敛，如典当纳税，典当之后再行出卖也要纳税；和买物品已是对百姓的剥夺了，但还要纳税；聘女的财礼也要纳税等等。
由于苛捐杂税太重，不仅影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激起了商民的普遍不满。至无十七年（公元1280年）左右，江州宣课司对人民食用的粮食征税，结果，来商逃避或闭门罢市。第四节 赋税管理
一、元代的赋税管理机构
元代赋税管理机构的设备，开始于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根据耶律楚才的意见，设立十路课税所。世祖以后，赋税管理机构渐臻完备。
国家赋税管理机构在中央为隶属于中书省的户部。户部主管天下户口、钱粮、田土的政令，贡赋出纳的章程、制度、规范等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