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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赋税管理机构在中央为隶属于中书省的户部。户部主管天下户口、钱粮、田土的政令，贡赋出纳的章程、制度、规范等等，是国家赋税管理的中枢。其下管辖大都酒课提举司，大都宣课提举司，印造盐茶引等引局；此外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山东东路、河东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等并属户部。至于兵部主管官私当牧之地的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等军需物资的征调，打扑鹰房民匠之役及屯田之赋入；工部主管工匠之役；枢密院主管兵役，各路军民科差及屯田的赋人；将作院主管工匠之役；宣政院主管吐蕃、西夏、朵甘思等处贡赋的征纳等，也是整个国家赋税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
皇室赋税的管理机构，由主管皇室田租、茶课、牛马羊抽分的宣徽院，主管皇室寺院田租收入的太禧宗 院，掌管中官财赋的中政院，主管皇室田赋、差发的汴梁路等民总管府，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及主管诸王位下、各斡耳朵财赋的各寺、院、监组成。
元初，国家赋税管理机构与皇家管理机构不分，世祖以后逐渐分立，但亦互相侵碍。而且各管理机构互不统摄，十分混乱，致使财源分散，是元朝赋税管理弊政之一。
地方十一个行省和大都、上都两留守司，相应设有主管田赋、徭役、工商税课、和买、和雇等的管理机构。其中两淮、两浙、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广东盐主果提举司所属盐物，四川茶盐转运司及所属盐场，广海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等分隶各行省。
诸路设税务，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主管本路赋税；诸府、州、县则由正官主管赋税，各级均设征收赋税的官吏，称钱谷官。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元代的会计之制，始于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当时杨 为制国用司员外郎，他立册籍，计算收支之数，月终呈上察阅，因此倍受世祖赏识，自此，各地均设置计吏，凡额定之数，由计吏每年到省会计。诸王的会计制度与各地同。诸王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年终进行会计。
赋税的监察，由御吏台和廉访司负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制定宪台条例，其中对赋税的监察包括：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官府和买诸物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诸官办到课额正额外若有增余，不尽实到官者。元朝御史台，在初期，对察举贪官污吏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由后元朝政治日益腐败，御史台官亦“上下贿赂，公行为市”，肃政廉访问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御吏台等于虚设。
元代的审计制度叫作理算，在宪宗时就曾受西域影响实行过理算制度，世祖时建立审计制度。这种审计，以会计为基础。由御史台和廉访司负责；审计的内容包括会计是否属实，征收是否符合规定，考核庶官的领廉等等。中书省的赋税由御史台官考阅，诸王傅文券由监察御史考阅，诸王位下及行省赋税由廉访司官考阅，宣徽院所属两浙财赋府的赋税于次年二月由廉访司稽核。
元代审计制度对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吏治均起一定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弊病。审计是针对贪官污吏的，但往往成为追征捕欠的手段，结果祸及贫民。而且审计又常常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工具。阿合马、桑哥执政时，都曾以审计为由，排斥异已，以致纲纪大坏，人心慌恐。
三、元代的税课法与包税制
税课法是以征收赋税的多少考核官吏优劣的一种方法。始行于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正月，其制：以大德十一年之数为准，折至元钞作基数，以十分为率，增及三分以上者为下酬，五分以上者为中酬，七分以上者为上酬，增及九分者为最，不及三分者为殿。自此官吏以掊刻百姓为能事，百姓倍受其扰。
包税，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所谓包税制，即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
太宗十年刘忽笃马等曾原出银扑买全国的差发、盐课等税，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而作罢。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奥都刺合蛮买扑中原银课，原为二万二千锭，扑买时以四万四锭为额，税额增加一倍。此后，包税制便盛行起来。如延 三年（公元1317年），李 等包霍立县豹子崖银洞，除纳包税外，另将所得之矿以十分之三输官。此外，湖广的朱砂、水银等皆包给商人。
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了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了负担，所以这种税制，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
四、违章处理
元代没有关于赋税的正式法律条文，只是将历代的案例汇集成编，照执行。有关赋役方面的刑罚，举要如下：
关于税粮，规定三限征纳，违者，初苔四十，再犯杖八十。禁止富户势家代纳结揽。
对于盐课，禁私盐，犯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党；禁犯界，犯者减驻盐一等。犯私盐及犯界者，判处徒刑期间，带镣于盐场充盐夫居役。私造盐引者暂。对蒙古人的刑罚轻于其他人等等，凡数十条。
茶课法，基本同于盐课法。
岁课，禁私人炼铜。贩铁有引，私贩者减私盐一等，杖六十。禁私竹、犯界竹。
关于酒课，私酿酒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将没官物的一半付首告人充赏。蒙古人犯者，刑罚轻于他人，禁酒犯界。
对于商税，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分一半付告人充赏，犯者笞五十。
对于市舶，禁金银铜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私贩下海，违者，有关人等各杖一百七下，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一半充赏。凡未经批准下海贩鬻，或未按规定抽税、课税者，叫漏舶，漏舶者杖一百七下，财物没收。
这是对纳税人违章的惩罚条例，对违制征税的官吏也有一系列惩罚条例，至于按哪一条征罚条例，均由御史台和廉访司掌管。
第七章 明代的赋税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借助红巾军的力量，在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于公元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汉族地主政权，改国号为明。自朱元璋称帝建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占明朝都城北京，凡传十六世，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第一节 概论
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萌芽。但是，这时的国家政治却日趋黑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特点，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赋税的特点。
一、明代的经济与政治概况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初的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借以巩固明政权。
明初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第一，鼓励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第二，大兴屯田，减轻人民负担。明朝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系军队就地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边疆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之军，定额授田，并给耕牛、农具，屯田所获，按定额存储，以作军粮，余则作军官俸粮。民屯系指迁移无田之民，其中包括一部分降民、罪囚到指定地点屯种，屯民所种的是官田，他们是官府的佃户。对屯民，官给牛、种者，十税其五，自备牛、种者，十税其三。商屯系指盐商募民在边塞屯种，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官，换取盐引。
屯田制度的袄地，有利于减轻百姓纳税负担和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而且“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朱元璋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第三，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洪武初年，朱元璋令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麻、棉者，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规定农民开地植棉的免其税收。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为明初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明代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第四，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明初，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千二百七十项，而小型项目不胜枚举。仅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前后的二年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堤、岸五千零四十八种。水利的兴修，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