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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发展工商业。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商税实行低税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而且免除了元朝开征的农器税、婚丧嫁聚之物和税课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课，裁撤税课司局三百五十四所，改由州府县直接征钱，并为商人建立储货之地，为商品流通提供种种方便。此外，又限制官营矿业，许可百姓开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实际了上述一些主要措施，首先是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垦田数量不断增加，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共达八百五十余万倾，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户口也显著增加，洪武二十六年，有一千六百零五万余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余口。到永乐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超过前代水平。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斤。这时的民营手工业也得到广泛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更加繁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而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城市，永乐二十一年时，也成了商贩所聚的重要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方面，明初、因西、北有蒙古所阻，陆路贸易受到影响，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等沿海国家的联系。广州、泉州、宁波等成了沿海的大都会。
明初，在政权建设上也有新的改变，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央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兵刑大权，地方设十三布政使，直辖中央。在军制上，建立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并建棉衣卫、东厂等保卫皇帝、从事侦缉活动的机构，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安装，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个阶段的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产铁地区达一百余处，冶铁、铸铁的规模也较大，且大部分以煤为燃料。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每炉可熔矿砂两千多斤；景德镇的瓷窖中，官窑五十八座，民窑超过九百座。丝织业、棉纺业更加发展。这个阶段，在一些手工业中，出现了较大的作坊，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已不象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宗法关系，而呈现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上看，还是从生产关系上看，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发展着。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发展。首先是商品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民、手工业者生产的粮、棉、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瓷器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投入市场，很多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其次，商业资本逐渐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商业牙行比元朝大有增加，商业活动也更频繁，有些商业又投资手工业作坊。第三，工商业城镇逐步兴起。当时工商商业发展地都会除南北两京外，东南沿海、运河两岸和江南都有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而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更是工商业荟萃之地。这时期，白银逐渐成为通货。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明朝已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更加腐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政治日趋昏暗，明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急剧集中，皇帝的皇庄迅速增加，王公、勋戚、宦官的庄田远超过前代。官豪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他们阡陌相连，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屯田也多被宦官兼并，从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丧失土地到处流亡。正统时，从山东流亡到南旧的民户不下十万；天顺成化间，流民几达二百万，有此地区，流亡过半，甚至十存其一。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英宗以后，宦官专权，残刻人民。世宗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又出现了阁臣之争，官僚之间联结朋党，互相倾轧，朝廷一片混乱。
在边境关系上，自英宗以后，北有蒙古瓦刺、鞑靼部的侵扰，南部沿海一带有倭寇骚扰，兴起在东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权的严重威胁。
万历初（公元1567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此，首辅张成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驰、民穷财竭的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的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政治危机一度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措施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经济、政治上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革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明王朝积弱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
明朝末年，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开始了总爆发。这个阶段，土地集中已经空前严重，王公、勋戚和地主几乎侵占了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的全部肥田沃土，广大农民逐渐失掉自己的土地，被迫为人佃种，或成为流民、饥民。而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反而日益加重，有田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赋役，无田或少田者，却要负担绝大部分赋役，而且统治者日僧侈靡，所费不赀；北边边防日益紧张，军费日增，这些负担又纷纷加在百姓身上。除了国家的剥夺之外，地主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百姓一年所收半入地主之仓，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其它盘剥，人民终岁辛勤，仍不免冻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激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明中叶已经渐趋明朗，但到明末，封建国家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掠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巧立税目，横征暴敛，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手工业工人、工商业主参加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互作用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亡。
二、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