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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四亿一千二百多万。人口的迅速增长，摊丁入地是主要原因之一。
3摊丁入地的局限性
摊丁入地制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
第一，摊丁入地是出自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而推行的。当时认为“天下有贫丁无贫地”因“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时输”，才“稍均于地”。可见，清廷实行摊丁入地并不是一种“德政，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改变一下征收方式而已。人丁是活动的，作为征税对象，收入并不确定，田亩是固定的，作为征税对象，是稳定可靠的。与其在征课中逼逃贫民，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税收和封建秩序，不如利用荒地吸住流民，将丁税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数字，随着垦田额的扩大，地丁收入还会不断增加。这对统治者来讲，是一举而数利。
第二，“记不加赋”是欺骗，摊丁入地时不少地区丁银的实摊额超过了原额。比如直隶原额为四十二万零八百余两，但按户部奏准的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二钱七厘多计算，则实摊四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三两，溢额四百多两。一省如此，全国溢额总数也就相当大了。摊丁入地后，地税随耕地的扩大而增加，丁银也随之“水张船高”当外国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后，银价上升，以银纳税，人民无形增加了负担。再者，由于征银时增征“耗羡”等，更是外额外的剥削。
第三，无地贫民的负担也没真正减轻。摊丁入地没有改变封建剥削关系，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正如孙中山对章太炎讲的，“兼并不塞，而言定赋，治其末而已”。无地贫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要交占产量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还要负担地主转嫁而来的各种临时加派的劳役。清政府对地主阶级向佃农转嫁地丁负担的行为，采取怂恿和公开支持的态度，公开宣称“租无所出，赋从何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明令，佃户输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
随着时间的摊移，摊丁入地逐渐失去其进步作用，而成为统治者肆意剥削人民的工具。
地丁收入地顺治时只约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
（三）田赋附加
清初名义上“记不加赋”，实际上田赋加派甚多，并日益加重。
1耗羡，也称火耗。地丁征银，银的成色不同，而上解户部要求成色有定，熔成锭银，销熔之中不无损耗。税吏为补偿损耗，就多征一些。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迨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小民，上司苛索于州县，火耗之增日甚一日，因循瞻徇，视为应得之物，一遇公事，加派私征，皆取之民间”。耗羡成了朝廷默许的官吏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西巡抚疏请耗羡提解存公，除留补无着亏空外，其余分给各官作养廉费和支应公费。耗羡归公后，输纳比于正供，官吏养而不廉，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有增无减，人民负担逐步加重。
2平余。清代地方政府上缴正项钱粮时另给户部的部分。意即平色之余，后来由户部与地方政府瓜分。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乾隆二年，四川巡抚硕色秦称：该省沿陋例，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六钱，名为平余，以充衙门杂事之用。乾隆谕内阁云：火耗之报官原以杜贪官污使之风，若耗外复听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纳之项乎？一面如此，别项可知，一省如些，他省可知。可见，平余在火耗之外，虽乾隆下令革除，实际上明余暗存。乾隆三年的一则谕又说：“向来四川火耗较他省为重。……今闻该省耗银虽减，而不肖有司巧为营私之计，将戥头暗中加重，有每两至一钱余者。……倾销之银匠又从而侵渔之，则小民受剥削之累不小。川省如此，他省可知。”
3漕粮附加。漕粮是田赋的一种形式。系清政府规定由水道运往北京，供官、军食用的赋粮。清代承明代漕运之后，废民运，改为官收官兑。凡由州县直接运至京仓的，称为正兑。凡运到通州仓的，称为改兑。都另加损耗，随正粮入仓。
漕粮的加征浮收名目很多。为补损耗的加征为正耗，旗丁运粮时，勒索帮费，不给不开船，州县唯恐有误，就浮收漕粮，以资缴纳。各级官吏都要“漕规”，衙门佐理人员也要“房费”，这又形成浮收。农民交粮时，吏胥百般挑剔，或说米是次米，或说米的成色不一，要打折扣，或用脚踢量器而多收。想尽办法剥削农民。
嘉庆道光年间，各省漕粮准收折色，多以银钱完纳，当粮折银时，征收之银在粮价以上，所以漕粮由于漕逝而无形增赋。
三、徭役制度
清前期徭役混乱不均，各地制度不同，征派繁杂苛重。
1繁杂苛重
摊丁入地，赋中本已有役，人民不应再服力役，官府无可奉告调用劳力时，应给劳务报酬。但各地官府仍然无偿征调，形成差外有差的现象。如，朝中官员经过州县，或新官到任，要送筵席，铺设器用，修理房屋，喂养马匹，有的官员还要索取规礼，等等。人民既要摊役、又要摊钱。
2征派不均
清代的劳役负担，繁重而又不均，据记载，有按户出夫，折钱入官，有地十余顷者与无地者出钱相同；有按牌甲地段出钱；有按牲畜出钱，富有贿通乡长，往往以多报少，贫者照数实出，出役比富者还多。也有按地亩出，富者可以隐，贫者分厘必纠。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终岁勤劳，而为缴差钱，有拆房荡业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而逃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可见，清代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第三节 工商税
清前期的工商税较前代有所发展。其中盐、茶、矿既征税又有专卖收入。
一、盐课
清前期盐税收入较多，盐法沿用明制，稍有改变，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清代盐法，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官督商销等七种形式。各省盐政，多由总督巡抚兼任，还有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盐道，盐课提举司等，官制比较复杂。
清前期的盐法种类虽多，但行之既广且久的是官督商销，即引岸制；也称纲法。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才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政府批准贩盐的凭证），取得贩运盐的专利权。税收管理机关将运商的姓名，所销引数、销区在纲册上注册登记。盐商原非世袭，为获厚利，贿赂官吏，成为世袭，并划分地盘，垄断经营。
清盐引岸制本沿袭前代盐法，只是在清代更加成熟。所谓“引”，是盐商纳税后准许贩运的凭证。由户部颁发的称为部引。每引运盐斤数，多则八斤（两浙），少则二百五十斤，一般为三百斤到四百斤。所谓“岸”，是指销盐区域，即引界、引地，是专卖地域之意。因盐商认引地时，曾费巨金，所以运商所认定的销区是独立的。故又叫“引窝”，或叫“根窝”。凡不领引或越境销售，都算违法，称做私盐。由于食盐被盐商专利独占，所以食盐价高利厚，给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
清代盐税，初期较轻。顺治元年的一则诏书说：“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蠲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顺治八年皇帝又谕各盐运司：“只许征解额课，不许分外勒索余银”。盐税的税额后来有所增加，如淮南每引征银由六钱七分增至一两一钱七分，淮北由五钱五分增至一两五分。
清代盐税，分灶课、引课、杂课、税课、包课。
灶课是对盐的生产者所征的课。主要是对制盐人即灶人课人丁税，既按丁征银，又按丁征盐；对于晒盐的盐滩，按亩征土地税。
引课是按盐引征的税，这是盐税的主要部分。
杂课也叫附加税，是衙门官吏的浮征，形成陋规。如乾隆五十九年的一则上谕中提到，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又幕友修笔墨纸一切杂税银七十两，每日供应一百二十两，是该盐政一切用度，皆取于商人。”
税课和包银，施行于偏僻地方的产盐地。对这些地区，许民间自制自用，国家课以税银。有的还把盐税摊入田赋，或由包商交纳一定数额的税，然后自行收纳。
清代的盐税收入，初期约二百万两，中叶为五百五十万两，清末为一千三百余万两。
清乾隆嘉庆两朝，是盐商势力极盛的时期，每遇国家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或大灾大赈，或河防工需，盐商就损输巨款。如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万六千两。美其名曰“报效”，实则为取得皇帝的恩遇，“召对赐宴，时颁珠典”。不仅能得到世袭垄断权、长获厚利，还可以少纳税或延期纳税，并可自定盐价。有的盐商甚至能干预朝政。
二、茶税
清代初期，沿用明代茶法，有官茶，用于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供皇室用。
官茶征收实物，大小引均按十分之五征纳，在陕西，甘肃一带交换马匹，设专员办理，称为巡视茶马御史。交换比例是：上马给茶十二篦（十斤为篦，十篦为一引），中马给九篦，下马给七篦，所换的牧马给边兵，牝马付所司牧孽。康熙年间，停止巡视茶马专员，归巡抚兼管，因清统一后，马已足用，于是，官茶的需要减少，而茶税的征收渐有定制。
雍正八年，定茶税征收例，由户部颁发茶引与各地方官，茶商纳课领引才能往产茶处购茶，无引者称为私茶，有的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只是发种茶户经纪人。直省预期领引，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称为畸零，另给户帖。凡伪造茶引，或贩卖假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