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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从1871年起也征收厘谷，按粮按亩，十取其一，但实际征收时往往私加至十分之四五。由于厘谷榨取的酷虐，引起民间恣怨，曾一度被迫停止，不久，清朝封建统治者又“变通办法，酌减举行”。按照粮亩征收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并改名为义谷，实际是换汤不换药。此外，贵州还举办过军粮谷，田捐等。
3亩捐：亩捐主要行于江苏、安徽等省。1853年，雷以 在江北里下河开办亩捐，以济饷需。1854年推行到扬州、通州两府各州县。当时江北亩捐是以“地亩肥瘠，业田多寡”的标准，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自二十文至八十文不等。其后江南各州县也举办。一般用作本地团练经费。安徽举办亩捐，是因“各州县支应具差，款项无出”。有的每亩捐钱四百文；也有的每亩捐谷二斗。此外，在湖南平江等县又有按粮捐军费的，也类似亩捐。
4沙田捐：广东沿海有因涨沙而成的田，名为沙田。东莞、香山等县在1862…1863年年间，因办理防务，开办沙田捐。于正赋之外，每亩加征银二钱，由地主和佃农按“主八佃二”分担缴纳。此外，战时广东各州县办理捐输，有派捐、包捎等名目，大率按亩派捐，事同加赋担缴纳。此外，战时广东各州县办理捐输，有派捐、包捎等名目，大率按亩派捐，事同加赋
光绪以后，为赔款和举办新政，清廷任各省自由筹款，以充地方经费，各地又增征田赋。奉天、吉林、黑龙江的警学亩捐，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丁漕加捐，山西的本省赔款加捐，新疆的加收耗羡，四川的新加粮捐，广东的新加三成粮捐，云南的随粮捐收团费等等。各省加派的名目不同，税率也不同。清后期的田赋加派是苛重的，以四川为例：“地丁原定征额银六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一两零。遇闰加银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余两，……至咸丰四年，定按粮津贴其率为每粮一两，征津贴一两，则加原额一倍矣。同治元年，又加按粮捐输，为数一百八十余万两，视原数二三倍矣。光绪二十七年，所谓新加捐输者，又按亩捐银一百万两，于是四川之田赋共数为三百五十余万两。为原数之五倍强。”
（二）借征和浮收
1借征
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清政府在东南一带收不到田赋，于是在玉平天国未占的所谓“完善之我”实行借征。例如咸丰三年十月皇帝下诏：“所有山西、陕西、四川三省咸丰四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其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推。”此项借征，名义上是“事定仍照数蠲免”，但以“军务告竣，国帑渐裕”为条件，那事实上便等于加倍的附加。此后，田赋预征常变换形式出现，各省每借口军饷紧急，不照例限，先期催征。至1870年清廷谕知各省督抚“务令仍按上下两忙征收不得违例预征，以纾民困”。可见，清廷也承认预征已造成“民困”。
2浮收
清代后期浮收方式是多样的，手段是残酷的。以漕粮浮收为例据载：“向来开仓，多派壮丁，守护大斛，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八扣。而淋尖、踢斛、捉猪，样盘贴米等尤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筛 费、 （仓）门费、 差费，合计之，则二石四五计当一石。”同治二年，李鸿章在《请减苏松太浮收粮疏》中说：“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至三倍，比守多至七倍”。粮浮收很普遍，江苏二石五、六斗当一石，湖北除水脚外，每石浮收米五六成，或七八成，乃至数倍。漕粮浮收外，还有“河运、海运津贴。嘉兴一郡，征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漕贴本为一种贿赂之费，“吏依仓为奸，多方以苦运军”，“州县之吏依漕为暴，而多方以苦民。”
总之，清代田赋本折并收，而折色浮收，较本色更重。
（三）漕粮改折
清代漕粮流弊甚多，屡议改革，但多恐影响军民食粮而停罢。嘉道年间，准收折色，也是本折并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漕运路线阻塞，漕粮无法北运，原征本色的各省遂实行行政收折色用银两折纳。由于当时银价昂贵，直接对纳税人形成重敛，就连曾国藩也承认这一点，他在上疏中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千，输一亩之课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小民暗加一倍之赋。“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至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虽闾阎不无子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异之滥刑，其有日不聊生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于银贵形成重敛给人民带来的困苦状况。
（四）差徭
清初，差徭本已并入地丁之内，民众完纳地丁之外，应别无所谓差徭。但各县遇大徭役，仍借口不能猝应，临时向民间摊派，历时既久，即沿以为例。此项负担，以陕西、山西、直隶、河南为最重。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因军务紧急。四川各县亦多按粮摊派。征收支拨全由地方士绅主办，毫无一定标准，故农民受累最甚。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因筹摊新赔款项，护院又奏请酌加，至是不仅承认新差徭为合法收入，旧差徭也一并获得合法根据，于是差徭遂又成为正式附加。
二、田赋归属的变化
田赋在清代前期属中央管辖，地方不得杂指。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各省以预防太平军为借口，截留田赋，以备紧急之需。中央虽不予肯定，却也只好听其所以。咸丰二年九月谕：“见在逆贼滋扰湖南，安徽尚非邻省，该抚思患预防，固不得不为筹备，惟请将下忙地丁，一并存留，作为防堵之用。计约银一百三十余万两之多，殊属不知缓急。”可见，当时地方截留并非合法，咸丰三年四月，“以擅行截留海运漕粮，署两江总督杨文宝，并任江苏布政司联英，布政司倪良耀，均降四级调用。”其为暂留署任。至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九月，“户部议准崇恩将漕粮变价银十万两，内五万解西陵河军营，五万两解官文军营。”因此可看出，地方截留田赋既普遍，又逐步放宽，已视为当然之事。至光绪年间，八国联军之战后，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税、盐税作抵还不足，就分派于各省，各省既负担分赔的义务也就儿得自由筹款的权利。这样，田赋的附加或增派，就成为地方特权之一。田赋的管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下放到地方去了。地方掌握自由课赋之权以后，财政已是中央集权其名，地方分析其实，康有为回顾光绪时情况说：“昔各省督抚任意赋课于民，别设善后局，听其调度。督抚意欲如何，则指挥如意，政府不得难之，且或不得预闻也。政府欲有举措，或兴学校、办警察、立法官、修监狱、举海陆军，而督抚言无财，政府遂绌然止。”田赋等赋课权下放后，地方附加田赋，常为正赋的一倍、二倍至五倍，结果比中央的田赋收入还要巨大。中央对地方财政不仅渐失控制，而且转而在财政上仰赖地方的鼻息。
第三节 关税
一、清后期的常关税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放五个口岸对外通商，并成立新海关。于是称原来的关为常关或旧关，原关税称为常关税。以便与新海关的关税相区别。
常关税为内地货物通过税，分为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杂税四项。在行船的地方，兼收船税。常关税税率没有统一规定，各关不同，一般有正税和附加税。创设厘金后，课求日见苛重。但对救灾物资有时免税。中央每年向各地下达常关税征收额，上解不足于定额，令由其常关监督负责赔偿。
清代常关税收入定额，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一十七万余两，道光二十九年达四百七十万余两，其后因设置海关，收入减少，至光绪十一年为二百四十九万余两。光绪二十年为二百七十七万余两。这仅仅是正式报告的数，至于附加税收，为数可能不少，但记载不详。
二、清后期的海关税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关税收入也随之增加。
（一）关税的种类
1进口税
进口税是指外国货物进入关境或国境时所课的关税，也称输入税。
道光二十三年，“定洋货税值百征五，先于广州、上海开市洋货进口，按则输纳。”当时，清政府的代表耆英与英国的代麦璞鼎查在香港签订“税则协约”，规定进口货四十八种，出口货六十一种，均采取了从量课税，进口的洋米、洋麦、五谷则予免税。此外，税则附录：“凡属进口货不能赅载者，即按价值每百两抽银五两”。由于当时税则表中所列货名有限，以后新增的贸易品就一律按值百抽五来定税率。璞鼎查在审阅助手新拟的税则时，曾担心这样有利于对华商品侵入的税率，未心能被中国政府所接受，而清朝的皇帝却完全同意了。
2出口税
出口税指本国货物出口时，对经过关境的货物所课的关税，也称输出税。
出口税根据条同进口税一样，税率也是值百抽五，这对土产外销，保护本国产品是不利的。中英协定税则列出口货税目六十一种，均为从量计征。税则附录：“凡出口货不能赅载者，即论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五两。”
鸦片战争以后重要商品税率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口货基本上为百分之五点五六，出口货除茶叶是百分之十二点八七外，其余多为百分之四左右。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订的税率这样低，外商仍没按章纳税，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偷漏正税，甚至逃避全部税课。以多报少是极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