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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清朝廷的副都御史雷以 在扬州帮办军务。因为练勇需饷，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后为长久之计，从幕客钱江的建议，试行捐厘之法，即厘金最初仅为一种变相的捐输。咸丰三年九月，先在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捐厘助饷，收入较大。于是，次年三月雷上奏，请准在江苏各府州县仿行劝办。在奏中说：“其无捐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者，则莫如商贾捐厘一法。……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劝谕未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他建议复将此法推之尚未实行之各州县，并各大行铺户。此议立即得到清王朝的批准，于是，厘金制度即由一个地方的筹饷办法渐变为全国性的筹饷办法。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捐款助饷又变为正式税收。
三、厘金的征收
（一）征收范围及种类
厘金就其课税品种的不同，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其中以百货厘举办最早、范围最大，故所谓厘金，主要是指百货厘而言。百货厘的课税对象，多为日用必需品，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之列。
百货厘金若以课税之地为标准，可分为三种：（1）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所抽的厘金。出产地厘金有出产税、出户税、出山税、及各种土产税、落地税等名称。（2）通过地厘金，是以货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对象，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又称为活厘或行厘。是厘金收入的主要部分。（3）销售地厘金，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税。销售地厘金有坐厘、埠厘、门市厘、铺捐、日捐、落地厘等不同名称。
（二）税率
厘金税率在开办之初为百分之一，以后逐渐提高，至光绪年间，多数省分的税率在百分之五以上。如：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为百分之十，已是较高的税率，而江苏负担更重，其一般货物所纳额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因为遇卡抽厘，如定率为百分之五，只要通过四卡，即为百分之二十。上面说的还只是法定的税率，“其额外征收，或且较此为多”。
清代厘金收入，光绪十三年为一千六百余万两。宣统三年为四千三百余万两（预算数），为当年预算总收入二亿九千六百余万两的百分之十四，可见在清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征收制度
各省征收厘金的制度有两种，一是官征，一是人包缴，前者为各省通行的办法，后者仅为部分出产较繁的省分采用。
官征制度是由各省官府设立局卡，按各省所定税率征税。
商人运货到卡，由船户或本人前往局卡报验，经查验后，核算收税，开票放行。
坐厘之官征，大都以各行店一月的营业额为课税根据，按所定税率征收。
包缴制度：即由同业商人或非同业人承总认定或承包诸业捐额，经理其事，负责缴纳。前者称为“认捐”，后者称为“包捐”认捐因经理人为同行之人，能维护本行商人的利益。对政府也有利，既无偷漏之虞，又可节省征收之费。
四、厘金的弊害
厘金这一新税从创办开始就繁琐苛刻、弊百出，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反人民性。
首先，厘金课征苛重，危害国民。厘金的苛重，危害商民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它见货即征，不问巨细。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总之，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且卡局林立，一货数征。当时各省设卡局很多，湖北初办厘金时，设卡局至四百余处，以后逐渐裁减，至光绪三十一年还有局卡六十一处，分卡为数更多。以至“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户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更兼税吏敲诈勒索，营私舞弊，除公开课税，层层盘剥外，勒索的名目多达十余种。同时，局卡掊吏还营私舞弊。侵蚀税款，如以多报少，以贵报贱，匿报罚款等。在征得的厘金中，三分耗于隶仆，三分耗于官绅，其作四分除去正费、杂费外，国家所得无几。
厘金征收苛重，不仅增加了商人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严重地摧残了刚刚有所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外国商品侵入我国，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免纳厘金税特权的情况下，它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而有利于外国商品的侵入。
其次，税制杂乱，地方各自为政。厘金的征收，清廷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税则。由各省自定税则，任意征收。收入除以一定数额报效中央外，很大一部分由地方当局自由处置，表现出封建地方割据性。地方所得的厘金税收，不列作正式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地方官吏假公肥私，变相中饱。清代厘金各省自留部分的数额是很大的，宣统三年，中央在预算编制中对各省财政情况稍加核实，厘金预算数一跃而为四千三百多万两，骤比前一年增一倍，多一增长额只是各省自留厘金总额中一部分，但远不是全部。
再者，厘金主要用于镇压人民。厘金的反动性主要表现在被用于镇压人民、维持封建统治上面。厘金最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又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同治十三年，厘金收入用作军费的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七；光绪元年占百分之十七五点四；光绪十年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六。在军费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各省军费，主要用于防范和镇压人民起义，只有少数海防经费稍含国防意义。
第六节 赋税管理
清后期的赋税管理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主要表现一是地方对赋税的管理权增大，形成中央集权其名，地方封建割据其实。二是清政府丧失了赋税管理的独立自主权，旧中国的海关从本期开始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
一、中央赋税管理机构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赋税管理机构仍是户部。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改名为度支部。度支部设度支大臣及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及左右参议各一人。下设十司。田赋司掌土田财赋，稽核八旗内府庄田地亩；漕仓司掌漕运，核销仓谷委积，及各省兵米数；税课司掌商货统税，较比海关、常关盈绌；管榷司掌盐法、杂课、土药统税等；通阜司掌矿政币制，稽查银行币厂的公文；库藏司掌国库储藏，守卫颜料、缎匹两 ；廉俸司掌核给官禄，审计百司职钱、餐钱；军饷司掌核给军糈，勾稽各省投解协饷；制用司掌核工银经费，京协各饷，兼司杂支例支；会计司掌国用出纳，审计公债外款，编列出入表式。
二、盐政管理
清代中央主管盐政的为盐政院。设盐政大臣一人主其事，下设南盐厅管理淮、浙、闽、粤盐务；北盐厅管理奉、直等地盐务，参事掌拟法制。并仿照明代办法，差御史巡视盐课，各省盐务则由总督或巡抚兼理。宣统元年，因盐为筹款大宗，为整顿盐务，任命度支部尚书载泽为督办盐政大臣，并设立盐政处。产盐、行盐省份，督抚兼会办盐政大臣。宣统二年十一月，又将盐政处改为院，设置专官管理盐政。
三、关税管理
鸦片战争以后，新设海关较多，每设一关，同时设一关道，或以各地方兵备道兼任，以监督关税。1853年，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了上海城，清廷办理海关行政的上海道道台吴健彰逃往“租界”，关税无法征收。英、美、法等国遂以协助中国征收关税为名，代替中国海关分令本国商人登记应纳税额。英国领事阿礼国正式向吴健彰提出外国人参与管理海关的主张。1854年2月12日，根据英、美、法三国领事同吴健彰订立的协定，由三国领事指派的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司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外国侵略者控制了上海海关行政权。
外国侵略者把持上海海关后，又开招了控制全国海关的活动1858年，外国侵略者抓住《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条中“各口划一办理”一语，要求将上海关的作法推行于全国各海关，由他们“帮办税务”。因之英人李泰国被任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去职，英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他设关三十余处，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五年之久。1909年赫德去职，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继任。
海关总税务司虽归清廷的理藩院（1860年改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但总税务司所掌事务远远超过了海关的业务范围。总税务司统辖全国各海关，窃取了人事调派权，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增设海关，一方面安排洋人担任要职。中国不仅丧失了海关行政管理权，还丧失了关税支配权和部分常关税的管理权。辛亥革命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债权国借口中国国内战争发生，所欠外债恐不能按期偿付本息，决定扣留中国关税。由债权国在华银行组成联合委员会，直接保管关税收入现款。从此中国连税收的保管权也丧失了。
四、地方赋税管理
（一）赋税管理
各省赋税主管官员为藩司，也称布政使。藩司为督抚属员，受督抚直接指挥，与户部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清前期为适应君主集权的需要，国家与地方财政税收混合为一，没有划分，全国赋税统由地方经办，地方向中央解款。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央权力下降，地方势力上升，赋税管理权也逐步下移，形成中央集权其名，地方分权其实。从光绪二十五年 批户部清单上看，所有丁漕、盐课、盐厘、常关税、海关税、厘金等，都列作“各省入款”项目，而未列作“中央入款”项目。“中央入款”之数约当“各省出款”中“解京各项”的数额。鉴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