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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一次疼，因为精神压力越来越轻，就越来越觉出疼来了。
以前要问单位、结婚没有，现在也不问了。“
“我的第一次性经历与众不同，那是在粉碎了”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俩都喝醉了，我那次就没挡住他。他没进去，可是精子爬进去了，我就怀孕了。我妈跟我讲过，我们家的人有特别容易怀孕的遗传。我那时也不懂得吃避孕药。怀孕之后，我特别不高兴，觉得丢人，他也吓得够呛。我去偷偷地做手术，他在外面等着我，挺负责任的，我一直念他这点好。结果我的处女膜是让大夫的‘鸭子嘴’（一种扩张阴道的器械）捅破的。还记得大夫说过：怎么跟没同过房似的。”
“我那年25岁，他岁数小，我们没法结婚。婚前怀了孕不敢和人说。他陪我去打胎。我那次怀的是双胞胎，做了两次才做干净。”
一位单身女性有过四次怀孕和流产的经历：“那次怀孕前，有人告我做完那事洗洗就行了，可后来忽然不来例假了，一检查是怀孕了。最后那次是因为太相信安全期了，俩人兴致起来时瞎折腾，有点忘乎所以了。不是每回都戴避孕套，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戴的，所以又怀了一次孕。”
婚后人工流产婚后人工流产比婚前人工流产给女性的精神压力要小得多，但由于夫妻感情不同，也会有相当不同的感觉——感情好的觉得可以承受，甚至没什么反感；感情不好的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委屈。
一位幸福的母亲说：“我做过几次人流之后就决定要了。怀孕是我一生最漂亮、最容光焕发的时候。”
一位对丈夫仍有感情的离婚女性说：“我流过四次产，第一次是因为有风疹，怕影响孩子，必须做，就做了；第二次是因为孩子在肚里死了；第三次是避孕失败；生过孩子这次是因为安全期没算好。我每次流产，他都陪我去。我还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雪，他给我做的排骨，那么大老远骑着车冒着雪给我送去，给我印象挺深的。”
不少女性对意外怀孕非常恐惧，甚至感到愤怒。有一位与丈夫感情不好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去做人工流产时的心情：“那次是我月经以后第三天，他高度兴奋，结果我就怀了孕。我感到很生气，心情特别不好。一个是觉得挺麻烦的，再一个是因为我这人挺传统的，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说我性欲强，不理智。我认为对性欲，男女都应有理智，能够驾驭它。堕胎不是好事，名声也不是好名声，低层次的人才爱闹这种事，出了这事听去好像文化不高似的，会被人看作没有抑制力，没有节制。”
一位离婚女性说：“结婚半年以后就不对头了，我没想过要孩子，所以特别怨恨他，我不相信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感觉就像天打五雷轰一样。我一把抓过化验单，转身就跑。回家把化验单往床上一扔，意思是说，瞧你干的好事。
他都吓傻了，根本就没敢说要这个孩子。他妈在这事上很通情达理，没有干涉。
我去做人流时都快三个月了。据说是双胞胎。我不觉得可惜，主要是跟他感情不好。他对我特别好，投入的是全部的感情，我对他几乎没什么感情，觉得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我怀孕后他特别害怕。他说，我也没干什么，怎么就把你弄成这个样了？“
有些女性抱怨男性对自己做人工流产不关心：“人说流产应该像养小月似的，可我做人流时爱人也不陪我，还是情人陪我去的。流产疼得要命。”
“我一共做过四次人工流产，避孕环没起作用。我们俩既没蜜月，也没爱抚。”
从调查结果来看，男女关系中的男权模式与避孕方法有直接的联系——那些没有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会认为，避孕只是女方的责任，有的男人为了自己的快感不惜让女人付出身心痛苦的代价，这一点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最为明显。此外，调查还表明，夫妻感情不好和女性对流产的厌恶是互为因果的——由于夫妻感情不好和男人的自私、不照顾女方身心痛苦，使女性对怀孕流产产生强烈的厌恶心理；
女性对怀孕流产的厌恶又反转过来恶化了夫妻感情。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恶性循环，成为导致婚姻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欧国家所经历的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混乱和社会变动当中，在新的社会规范重新确立之时，人工流产竟然在几乎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成为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关注点。尤其在波兰，人工流产在政治上显示出其特殊的重要性。
对于想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人来说，反对人工堕胎成为“政治上正确”的标志，因为对他们来说，得到天主教会的政治支持至关重要。提交政府讨论的首部人工堕胎法案以妇女实行堕胎为有罪，并建议处两年监禁。虽然最后批准的法案对堕胎不判徒刑，但仍暗示堕胎有罪。这一法律其实与民意相左：1992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与1990年8月相比，对人工堕胎权利的支持率增加了24个百分点，而反对者所占比例下降了20个百分点；1992年底对1112位波兰妇女代表的调查也表明，多达78％的人认为应该允许人工堕胎，只有不足20％的人认为应当禁止堕胎。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威胁要在东部施行对人工堕胎的限制（东部过去的法律是：应要求而施行的人工流产在怀孕12个星期以内是合法的），以使之更加符合西方的思路，在那里，除非医生会诊确认必须采取人工堕胎以避免严重后果，否则即为非法。由女权运动评论家发起的保卫现行法律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使在东部推行限制堕胎的努力受到了成功的抵制。（Watson，19 93年）基督教在避孕问题上一直态度严厉，认为避孕阻断了生命孕育的自然过程，因而是一种严重的罪恶。幸亏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戒律，世俗文化也不认为避孕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否则计划生育将遇到更大的阻力。也许中国对避孕的这一观念的形成并非侥幸——中国文化本来就十分强调生育的价值，如果再加上避孕禁忌，恐怕人口爆炸发生得还要早得多；西方女人对生育一直抱有矛盾心理，怕影响自己的体形，怕加重生活的负担，怕损害与丈夫情人的感情；如果没有避孕禁忌，人口会更早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生育观念与避孕禁忌是互为因果的。
第十九章 生育
生育是夫妻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女人一生中的大事。然而，在女性的心目中，生育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把生育列为自己人生目的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有的只是把它当成难以回避的责任；还有人不愿生育。由于生育给女人带来巨大的肉体痛苦，女人生育时特别需要男人的体贴和关爱，如果男人自私冷淡，经历生育痛苦的女人会比平时感觉强烈得多，甚至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夫妻感情的致命伤害。
生育的原因一位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女性这样讲到自己生育的原因：“人要超越死亡。西方人在宗教里寻求永生，中国人从生孩子寻求永生。我们夫妻俩的才华都糟蹋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孩子身上了。”
有的女人是为了弥补与丈夫感情的不足才决定要孩子的：“我知道自己不爱他，听说孩子可以弥补感情的不足，就生了孩子。带孩子真是累极了。每天我哄孩子睡了，他就等在旁边过性生活，真是地狱一般的生活。”
一位儿子已自杀死去的离婚母亲说：“孩子是我生命的延续，孩子是我的作品，孩子死了，我的生命就枯萎了。”
一位婚姻发生危机的女性承认，孩子在她婚姻中的份量远远超过夫妻性爱：“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性占三分之一，孩子占三分之二。我对孩子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前几天摔伤了一次，我的心都碎了。”
一位在很年轻时被人诱奸失身的女性说：“我本来很可能不会享受性的快乐，但会结婚生子，会做个贤妻良母的。是那个男人把这一切都弄歪了。人在艰难困苦当中奔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个孩子，生活就有了个目标。”
一位生育过程很痛苦的女性表示，尽管如此，她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她说：“预产期那天我还上了班，上到五点，后来就开始阵痛，我赶紧去医院，平常走五分钟的路，那次走了半个钟头才走到。到了医院，发现宫口已经开了七指了。
我生这个女儿时胎盘断了，刮了一夜，刮了之后又缝，一直折腾到早上六七点钟。
生了这孩子之后我真不想再要了。可是女儿长大以后，我又觉得孩于太孤单，想再生一个。我爱人是想要男孩，我倒无所谓。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就要两个。“
不想生育的原因一位做过多次人流的中年离婚女性说：“我过去没有要孩子，以后也不想要孩子，主要是生孩子怕疼，不想承受这个痛苦；另外也没有精力抚养孩子。”
一位没生过孩子而且基本上决定不要孩子的女性略带惋惜地说：“我现在想体验一下怀孕和分娩的感觉，可是要养孩子我想最多养到三岁，再大了我就受不了了。要上幼儿园，要教育他，这就太麻烦了。”
“我第一次怀孕时不想要孩子，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原来不打算要孩子，没想要过，也没认真想过这件事。怀孕后我哭了一场，写信告诉了妈妈，妈妈回信说：既来之，则安之。”
“我生过一个女孩。其实当时我不想要孩子，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孩子就要优生。怀孕后我心情很不好。我妈妈不同意我做人流，我就生了。这个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玻当时面临一个做不做手术的问题。如果不会留下后遗症就做，会留后遗症就不必做了。医院认为没必要做这个手术，结果就没做，孩子只活了三个月。这事对我打击挺大的。”
有一位单身女性说：“我想做个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