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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一立场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强调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因此，在pornogra phy一词之外，她们又创造出gorenography一词，专指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还有人认为，不管淫秽品中是否有暴力内容，它本身就是针对妇女的一种暴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提请公众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秽内容的纯暴力内容。她们提出，美国的电影定级制度忽略了针对妇女的非性暴力内容。有不少暴力内容由于没有被定为淫秽而得以大行其道。
这一派女权主义者指出，淫秽色情出版物已成为数以10亿美元计的产业，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职业威望。她们讨论了淫秽出版物对女性的影响，研究了大众传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间接影响。她们的研究设立了一个因果模式，认为文化因素与个人变量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反社会行为。
她们认为，在传媒中，广告商们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把受虐妇女描绘为自愿受虐。有人用印刷广告和一项电视广告为例，做了一次电话访谈式调查。调查表明，广告商完全意识到了广告中对妇女暴力的含义，但认为这样做不过是出于幽默感；
不少女性也认为，传媒中包含的侮辱妇女的性质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她们认为这说明，妇女在社会教化过程中已经对视自身为受害者习以为常。
在1986年，反对生产和出售淫秽出版物的运动使两个极端不同的群体搞在了一起，他们就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福音派教会。
但是，这两群人攻击淫秽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却有着显著的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淫秽出版物是男人系统压制女人的作法，它暗示女性在内心深处暗自从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们寻找证据以证明淫秽出版物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们支持反淫秽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秽出版物侵犯妇女的公民权，但是他们争取立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福音派教会比起女权主义者在影响立法机构方面更为成功。他们也从实证研究中寻找证据，证明淫秽出版物伤害了家庭。
他们成功地促使立法机构对淫秽出版物实行检查制度，把《花花公子》一类杂志从公众能方便得到的书店和图书馆清除出去。
在英国，由劭特（Clare Short）和理查德森（Jo Richardson）发起的反淫秽色情运动已经持续数年之久，运动的目标是促进立法程序，将以盈利为目的出版女性低级下流形象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妇女反暴力团体认为她们的立场还不够激进，主张将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规定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亚，妇女反暴力剥削组织也掀起了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运动。
在禁止淫秽色情品一派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是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er ine Mackinnon）和德沃金（Andrea Dworkin）。
她们反对淫秽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秽色情品的主调是男性统治女性。西方把淫秽色情品分为硬核（hard core）与软核（soft core）两类。在所谓硬核淫秽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杀害；而在所谓软核淫秽色情品当中，女人则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别关系是一个简单的非历史的形式，即男人压迫女人。这种压迫的机制就是异性恋的性交。”
（转引自Campbell，第25页）她提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妇女的公民权；她主张，应当允许单个妇女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成立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腊的porne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秽出版物（pornograp hy）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于妓女。她进一步指出，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死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它们的人物形象的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
上述观点受到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她们指责这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发现什么“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个激进女权主义的关于“男性真理”的神话；认为她的观点的效果不是增进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是将两性的距离加大了。
麦金农和德沃金共同起草了一项《市政府法令》，法令允许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对淫秽品的作者——“对罪行负有间接责任者”——提出起诉。这项法令草案一开始没有被批准。在1989年至1990年问，在美国的印地安那波里，地方权力机构批准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妇女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以提起诉讼：第一，在她们被胁迫制造淫秽色情品时；第二，当她们被胁迫观看淫秽色情品时；
第三，当她们是某项侵犯的受害者，而这项侵犯是淫秽色情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时；第四，公开制售淫秽色情品是对妇女公民权的侵犯。
这项法案一出台，马上引起激烈的辩论，法案的主要反对者是“女权主义反检查制度行动力量”（The 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force，简称FACT），其代表人物有戈登（LindaGordon）、米丽特（Kate Millett）、理奇（Adrienn e Rich）和罗宾（Gayle Rubin）。罗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坚决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各种限制和压抑；另外一种是赞成保守的反性的观点。
她本人当然是前一种倾向的支持者。（Bac…chi，211）她们担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观点的人会不知不觉落入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对自身的性欲与快乐的追求；反对法案的理由还有担心它被保守派右翼用来审查女权主义观点及出版物，为传统的家庭价值辩护。罗素早年也表达过对女权主义者陷入道德派陷阱的担忧，他说过：“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仅涉及到政治问题，而且也与性道德有关……那些争取妇女权利的先锋分子是一批极为严厉的道德家，他们希望用以前束缚女人的那些道德锁链来束缚男人。”（罗素，第64页）对于这种担心，德沃金作出的反应是：如果说反淫秽色情品的法律是带有检查制度色彩的法律，那么为什么反种族歧视的法律就不算是带检查制度色彩的法律呢？巨大的争议使得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进展缓慢。麦金农和德沃金被攻击为性别本质主义者，把性别的概念当成了跨文化和超历史的普遍适用的概念，为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和不同性倾向的妇女不同经验强加了一种错误的统一性。
在这里，女权主义者遇到了一个两难命题：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应当禁止淫秽色情品的生产；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又应当禁止淫秽色情品的生产。有人提出，女权主义不应当“自我检查”，同时也不应当允许别人来检查自己。既要反对“麦卡锡策略”，也要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非性化（asexual）价值观。
女权主义者瓦兰斯（Elizabeth Vallanc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思熟虑的话：“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将很难从理智上认为禁止淫秽色情品是有正当理由的。”（转引自Bacchi，第203页）持有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美国淫秽出版物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夸大了淫秽出版物的有害后果，过于强调了淫秽出版物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潜在影响力。她们提出的主要争论点是，应不应当对有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和无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加以区别；将淫秽与色情加以区别。
有一种较为精细的观点，将淫秽出版物与色情出版物加以区分。
调查表明，前者得到负面评价；但后者得到正面评价；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出版物得到最负面的评价。（Senn，1990年）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的女权主义者指出，有调查表明，接触暴力淫秽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基本上不会导致针对女性的攻击性或反女性的性想象和态度。在接触淫秽出版物与对女性的态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除青少年之外，被认为易受淫秽色情品影响的是潜在的性犯罪者，淫秽色情品会导致这些人犯罪。但一项对在押性罪错者同其他犯人及普通人的对比研究表明，接触淫秽色情品对这三组人的影响并无差别；犯罪与否的差别倒是更多地取决于年龄、教育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区别。有人指出，淫秽出版物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出于道德动机。虽然现在更多的人是从女权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它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不过在现在的提法中，科学和科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创造出一个神话，即淫秽出版物与暴力的因果关系的神话。（Alti…more，1991年）
在这场关于色情材料的论争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反检查制度的立常它强调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会伤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原则，为专制主义的检查制度张目；而对基本人权的损害也是对妇女权益的损害；检查别人也会同时检查了自己。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恋类的色情出版物，这就伤害了这部分妇女的利益。
因此，有人提议，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变过去色情材料以男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局面，多出版为女性服务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变了妇女在这个领域被剥削、被消费的局面，又维护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她们提出，我们妇女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男性中心的淫秽色情品；而是应当去生产女性中心的淫秽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费”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费”男性，或女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