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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律师回美国后，开始与美国花旗银行纽约总行联系，先联系了总裁，总裁便指派副总裁与布朗联系。这位副总裁也是著名律师，在花旗银行纽约总行担任法律顾问。当布朗律师与这位副总裁联系后，副总裁表示让布朗传真过去一些文件，给他一个星期的查询时间，定于1997年11月5日早九点在纽约总部见面会谈，地点在曼哈顿53大街399号，那天是星期三。我和布朗律师乘晚上洛杉矶至纽约航班，早六点到纽约机场。事先按排一位中国在纽约的留学生刘小姐去机场接机，并在谈判中担任翻译，刘小姐是沈阳人。
三、与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90分钟的谈判。
我们提前30分钟来到了位于曼哈顿53大街399号的花旗银行总部。我们先到卫生间简单整理一番，然后通过两道门卫，到达了二楼的副总裁会客室。9点整会谈准时开始。
这位副总裁很年轻，大约在35岁左右，我和布朗律师和翻译刘小姐坐一侧，花旗银行副总裁坐一侧。首先相互递了名片，副总裁的英文名字是Kenneth s Cohen 。花旗银行副总裁先拿出布朗律师的传真件说“暂时没有查到记录。”我马上说：“今天别谈传真件了，那些由于多次传真，不是很清楚了，我带来了您们发的原始存款凭证。你看这些说明了什么。”然后我拿出9张存款原始凭证。花旗银行副总裁显然对我带去的原始凭证没有思想准备。他先问凭证上的女头像是谁，我回答是存款人金娣，他又问是否还活着，我说“还在”。他又问凭证上另一个男头像是谁，我说：“英文翻译过来是花旗总裁。”他说：“那是我们哪个总裁？”我说： “今天我来问您，他是你们哪个总裁”。他感到失言，连声说：“应该问我，应该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都是我们爷爷辈干的事。”然后他问我能不能留下凭证的复印件，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照片、复印件交给他。他对照一下，让我把原始凭证收起来。花旗银行副总裁转向布朗律师，问他有什么看法，布朗回答说：“我认为是真实的，我去过中国。”然后他拿出在中国的照片拿给他看，并一一解释，副总裁显然无话可说，频频点头，并要求留下一部分照片，说作研究之用。
我和布朗律师与副总裁谈话之后，副总裁对布朗律师说：“您跟邵先生说，我争取三个月结案，回去先等一下。”我为了弄明白“三个月结案”的含义，也是要让去的人都记牢，故意反复问了多次相关问题：
1、我问：“三个月结案是什么意思，是三个月后才告诉我有没有这个案子，还是三个月给钱的意思？”副总裁肯定地回答说：“其实第一个问题不用问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今天我不会接待您。给你们写个传真就完了。三个月我争取给你们结案。”
2、我又问：“三个月结案是不是给钱的意思？”副总裁说：“也可以这样说。”
3、我又问“这文件上注明凭票即付，又是存款，不是欠帐，为什么一定三个月才给钱呢？应该马上付给我才对。”副总裁回答说：“其实三个月时间是很短的。你五十七年都不着急（1941年…1997年近 57年），三个月等不了啦。”（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然后他耐心地解释，三个月的原因：“美国花旗银行三次更名，三次更换股东，这笔钱当时怎么处理的，要核对很多记录。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根据1959年美国通过的法律，这些钱应该在国家财产局，我们得要回来才能给您。”随后我还想争取一下，布朗律师制止了我，说剩下的问题他来协调。我们与副总裁谈话90分钟，我们下楼时，布朗律师让我在楼下等一下，他与副总裁回到二楼会客室，又谈了约20分钟，之后我们一同到门外餐厅吃早餐，我一边吃饭一边问布朗律师：“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布朗说：“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能，什么条件？” “他（指花旗副总裁）准备帮忙把钱拿出来。能不能给他200万美元回扣？”我说：“可以。” 布朗问“您怎样保证？”我说“写在您律师费里，由您给他。”布朗说：“OK！二个月就能解决。”这是我们这天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在纽约呆了两天回到洛杉矶，布朗当天就回到洛杉矶。这时布朗律师与我心中都觉得大事已定，静听佳音。
四、与布朗律师合作被迫终止。
我与布朗律师合作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中方人员赴美办理取款的一切差旅费都由中方人员自己出，布朗律师费按15％收取（以花旗付钱数为准）。如果中方人员赴美差旅费由律师出，布朗律师收取律师费是30％。因为金娣及熊安军一家生活非常困难，熊安军又是一个有残疾的人，这么多文件和这么大笔资产，肯定要去5至6个人，再加中介人等人，在美国不一定住几天，我们认为要有一笔比较大的开支。在签合同时首先考虑这笔费用由谁出，谁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布朗律师本人没有那么多钱（众所周知美国人没有积蓄），他准备找一个商人协助，可是这时他没能落实了这笔钱。布朗还亲自让卢宏做翻译，（卢宏是沈阳赴美留学生，省侨联卢主席之女，也是我公司出去的员工）给熊安军打电话，告诉了纽约会谈结果。国内这些人都在等我回国的好消息。我急于把与布朗律师的代理协议定下来，我住在洛杉矶小台北旅馆20天，布朗也没能定下来。因为布朗几乎看到了钱，不愿放弃30％的利益。我劝他改为15％。他说什么也不肯。我手中又没有钱了，不马上回来不行。这时在洛杉矶的许多中国籍律师纷纷找来争办此案。但我有一个条件，必须有美国知名大律师参加才行。这时有一位罗律师带来一位美国大律师，这个美国大律师在美国花旗银行当法律顾问40年才退休，身体结实，说是70岁，就象60岁的人。这个组合我比较满意。但我说一定要布朗同意才能让你们办。先让布朗律师办，因为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在谈论布朗工作中，无意中我谈了布朗一个枝节问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罗马上给布朗写信指责了布朗律师，说要控告他（指布朗律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律师来讲是致命的名誉损失。罗律师利用我对美国律师法不明白的机会，激怒了布朗律师，使我和布朗律师合作无法继续，这样我不仅得罪了布朗律师，同时也得罪了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布朗律师写了一个九百万美元的扣押单给花旗银行，从此副总裁把他给我们名片上的电话，挂了录音，无论怎样留言，就是不理你，由此产生了僵局。
五、美国律师第二次来到中国查验文件。
第二次来中国有两位律师，罗律师和在花旗银行服务40年的美国老律师，随行的两人，到达武汉，是98年腊月二十八，再有一天过大年了，住在汉口火车站的江城大酒店。当天晚上熊安军同样拿去大金盒，美国老律师查验文件之后问熊安军，“你应该还有文件。”熊安军说没有了（因金娣没交底，熊安军也说不清楚）。熊安军认为这套文件黄金多，认为是最重要的，对别的没有研究。熊安军从小贫困，没有读过一天书，识别这个问题，肯定有困难。但美国老律师在花旗服务 40年，心中有经验，认为这些文件虽然不是造假，但有不到位的地方。没有行标、行章。因为第二天是春节，工作无法再进行。第二天两位律师便从武汉乘飞机到上海，从上海回国。临行时说：“若有新的文件再去找他。”过完春节我又带一套新的凭证去美国找老律师，他与花旗银行联系后，把复印件传真过去，过一个星期花旗银行副总裁打电话告诉老律师，“文件对不上号”。虽然这次没有成果，但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文件发的这么多，还规定取款时缺一不可。说明当时花旗银行接收存款时就做了“文章”，今天副总裁又不配合，几次都对不上号。他又不告诉哪些是能对上号的，我已知追讨的困难，此时我不是捡好听的说，完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定要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为中国人讨回公道。
六、第三个代理律师的起诉。
我已知和解困难重重，我又无法把正本文件全部带到纽约去，又不能把金娣、熊安军全部带到美国，唯一出路是起诉，让法院介入，请中方证人到场，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第三个律师是到纽约请的，美国有规定律师一般不能跨州代理，所以我想不如先到纽约找律师。我在洛杉矶认识一位台湾去美国的雷先生，他认识曾任过台湾副总统陈诚的表弟，由他介绍让我去纽约找陈诚的亲妹妹。我到纽约找到陈诚的妹妹。陈女士70多岁，住曼哈顿市中心。那天正是宋美龄百岁寿辰。陈女士白天主持宋美龄的生日宴会，显得疲劳些，她看了些文件后，她说 “这事只能用法律解决。我有律师帮你打官司吧。”但她又告诉我，她明天就随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上海，15天…20天才能回美国，行程定妥，不是她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回来之后可以帮我办。
我在纽约等待期间，《天下华人》杂志社社长找了一位美国大律师科奇。他是与瑞士银行为犹太人打官司的主要律师之一，很有经验，他本身也是犹太人。科奇律师看了凭证后，给以前的律师分别打电话，了解情况，又给花旗银行接待我的那位副总裁打了电话，进行了解。科奇律师的意见也是只能打官司。他说这么多钱花旗银行不能轻而易举地给我。
于是在1998年5月8日《天下华人》杂志社社长周先生带着律师的状子去纽约州高等法院申请立案。法院立案庭负责人看了我们的申请材料用蔑视的口吻问我：“什么2。5亿美元？当年你们中国连仗都打不起，到美国呼吁求援，还会有这么多钱存在纽约，你有证据吗？”我说：“当然有。”随后拿出带去的凭证。这个法官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