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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季米里亚捷夫
徐飞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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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少年时代
季米里亚捷夫原名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季米里亚捷夫，1843年（旧
历5月22日）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父母属于那一小群先进的有教养的人物。
季米里亚捷夫的自觉生活开始于那个“黑暗时代”，即俄国还在盛行农奴制
度的时代。他出生前30年，十二月党（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正在图谋推翻
专制主义和废除农奴制度。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举行了一次反对
专制主义政权的起义，但因这些革命者人数太少，虽得到人民同情，却距离
人民很远，最终遭到镇压。十二月党起义和失败的风声传遍了全国。人们纷
纷议论“自由问题”。再加上当时克里米战争（1853—1856年）中俄国的失
败更暴露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衰弱。在当时俄国先进的革命者心中已经酝酿
着革命思想了。
以上便是季米里亚捷夫出生时俄国的一般社会政治状况。也是他的父母
所抱持的根本思想以及对于周围现实世界的见解。这位未来的科学家，就是
在他父母的影响之下，从早年起渐渐形成其社会政治见解的。
季米里亚捷夫的父母并非真正的革命家，但他们仇恨俄国帝制，他们的
儿女也继承了这个仇恨。季米里亚捷夫后来回忆他的父亲阿加狄·塞米诺维
奇时，称他的父亲为“尼古拉第一时代的真诚的共和党人”。阿加狄·塞米
诺维奇当时确实被人视为“不稳分子”，并以“自由思想”著称的。他常常
以兴奋的感情说起法国大革命（1789年），说起其中一个重要领袖，“穷苦
人民之友”的罗伯斯庇尔。
父亲的革命精神不仅遗传给儿子，并且引起其他的重大后果。以“不稳
分子”著称的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当然有不少的仇敌和反对者在帝制官僚
群中。皇帝尼古拉第一本人就是反对他的。在此情形下，持共和思想的阿加
狄·塞米诺维奇自然不会一帆风顺。例如，在他当税局主任时，那些皇帝忠
仆都以“监察使官”自命，千方百计访求他在职务上的错误。到了他们明白
一切阴谋在这里都施展不开、明白谨慎而廉洁的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决不会
有什么职务上的“疏忽”诒人口实时，他们便决定干脆使用公开而粗暴的手
段对付他了。他们解除了他的官职，给他微少的退职金，不让他做工作。季
米里亚捷夫一家的物质条件突然恶化了，阿加狄·塞米诺维奇儿女众多，家
计难以维持，不愿就此屈服。他要求官职，声明他有“工作权”。但是“上
级”不理会这个要求。
家庭经济窘迫，对于克·阿·季米里亚捷夫自然也有好的影响。季米里
亚捷夫家并非贵族，孩子们是在劳动环境中长大的，很早就有劳动习惯。克
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少时就已自觉有独立劳动之需要了。那时他已视劳动
为自求生存的手段。同时，他也明白：为了谋生的劳动，还不是最快乐的劳
动。虽然他15岁时候就不得不依靠自己劳动来谋生，但这绝不会摧残他很早
就涌现出来的对科学的兴趣，反而更迅速增进这个兴趣。后来自述他的生活
时，关于这个第一阶段他说道：
从十五岁起，我的左手就未曾耗费了不是用右手挣来的一个小钱。在这
些条件下，谋生总是占第一位置，研究科学则是出于兴趣，在做完了谋生工
作而休假的时候。但由此，我能安慰自己说：我这般做是凭靠自己的劳动，
而不是凭靠他人劳动，如地主少爷和商人小官那样。只在以后，我所辛苦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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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科学本身才渐渐成了一种涌泉，不仅能满足我精神上的要求，而且能满
足我物质上的要求，——起初我个人的要求，以后我一家的要求。但那时，
我已经在道义上认识到：我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其社会的价值，至少同以前我
为谋生的工作有相等的价值。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最初的教育是从家庭得
来的。这个教育基础打得如何结实，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得出来，即：他未曾
进入大学以前，已写了一些通俗的科学论文和小册子，并得到读者欢迎了。
外国文学学习在他的家庭教育之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应归功于
他的母亲阿德来伊达·克里孟特也夫娜。她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克里孟
特·阿加狄也维奇年纪轻轻便能学会这几国文字，首先应当感谢他的母亲。
一个15、6岁的少年刚刚踏入社会生活，便能认真地从事于文学翻译工作，
而且翻译得很好。这工作不仅给了他以谋生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及时地大
力地帮助他精练自己的文字，那优美的文笔，——这文笔是他的一切著作的
不可磨灭的诸多优点之一。
说到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受家庭教育的良好条件的时候，也须指
出他的哥哥德米特里·阿加狄也维奇给他的重大影响。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有
名的统计学家，他的一部著作曾得到列宁的赞美。他给弟弟以关于植物学和
化学的初步知识，初步教弟弟以实验方法，因为他本有丰富的自然科学修养。
在他的影响之下，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才发展和巩固了少时涌现的对于
自然科学的兴趣。
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自己承认，他的社会性的科学工作，其最好的
方面首先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得来的。所以，他的著作“科学和民生”是奉献
给他的父母的，他在献词中写道：自从我初有自觉以来，……你们就从言行
两方面灌输我以对于公理的无限的爱，以对于各种不平，尤其是社会不平的
深刻的恨。现在我奉献这本书给你们，书中各页含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都
趋向于科学的真理，于道德的、社会道德的、社会主义的真理。
二、大学时代
青年季米里亚捷夫的精神基础如何坚固，他对于“社会责任”抱着什么
见解，可以从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最初几年的生活中看得出来。
他是1861年进大学的，选的是数理学院的自然科学系。自然科学的研究
完全适合这个少年的基本倾向，他是怀着最快乐的心境踏进大学之门的，他
后来写道：
“我们那时爱大学，也许比现在的人更加爱些，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我个人说来，科学就是一切，没有丝毫升官发财观念夹杂在这个感情里面。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处境特别顺利——不是的，我的教育费用是靠自己工作挣
来的，——我的脑子里从没有想到我的事业和我的前途——因为关于现在的
问题已经占满了我的头脑。”
他的大学生活好像会一帆风顺地过去。但不久，他就遭遇一场严重的精
神考验了。那时，国内革命运动又以新的力量成大起来，时常发生农民起义，
政府以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这些起义者。革命在知识分子中间酝酿，甚至波及
于青年学生，以罢课形式爆发。
教育部官吏和反动教授，竭力劝说学生，要他们相信：科学和政治没有
关系。但并非一切学生都能相信这话，所以政府采取更粗暴的手段。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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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普提亚丁命令各大学实行所谓“保证书”制度，即每个学生都须签署保证
书，保证自己决不参加社会非法活动。这是把粗暴的警察方法输入高等教育
机关之内。
圣彼得堡大学大多数学生拒绝签署保证书。同在1861年进入大学的、他
的弟弟华西里·阿加狄也维奇也同样这般。这个弟弟后来成了文学家，做《祖
国之子》杂志的一个撰稿人。
由于拒绝签署原故，这俩兄弟被传到警察分局去。分局长用尽种种可能
方法，要使这俩个固执分子“觉悟”，要他们签署保证书。但无论劝说、利
诱、威吓，都不能动摇这俩兄弟。到1862年两人都被大学开除了。
不难想象，季米里亚捷夫是怎样经历这场考验的。“好多人，非常多的
人，写文章议论罢课的学生，但有人解释过罢课学生的心理吗？我就经历了
这种心理。……”以上是他在 《新大学门前》论文中写的一段话。经过四十
多年，又得到经验教训之后，他活生生地记起了久违的事实。他用鲜明的颜
色描绘出当年的画面，即当年摆在他面前的两条道路，二者必走其一。
当时情形是：不服从这个警察新制，便须离开大学，也许永远抛弃科
学。……自然，事情并不是简单到为了拒签保证书，而是为了确信：投降于
这个反动政府面前是可耻的事情。但那精神时的负担并不是很轻松的。我还
记得，每逢门德列也夫授课 （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的日子来到时，我总会
忽然害怕起来，仿佛魔鬼默飞士托费列斯此时会拿着保证书偷偷摸摸走进
来，叫我签字，——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签字。……那时，我特别想起那
位从不断课的同学，波罗的海区域的一个贵族子弟，此时正坐在课堂里，听
门德列也夫授课。为什么呢？只因为他，除了化学以外，并不了解我所了解
的，并不感觉我所感觉的。
季米里亚捷夫明白：再不能不关心本国政治生活了。他做了罢课学生，
就是以此表示他对于“社会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