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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负责人考虑到当权者的一次狡黠的操纵。几个礼拜之后，我走在卡萨布兰卡的路上还一次次被摩洛哥人认出并拦住我致谢：“感谢您捍卫外国人在您的国家居住的权利。”
至于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手方面，这档节目引发了警务工会对我的一场诉讼，认为重提冬季赛车场大逮捕是对他们的侮辱，且我提出的所谓“不服从”中伤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多半不记得1793年6月共和国第二年的第一部宪法，其中第35条的基本精神是：“当政府强奸民权时，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成分，都可将反抗看做最神圣最基本的权利。”
控告反给了巴黎法院一个机会，他们凭借巧妙司法语言分析了遵从条例的义务与对人种之尊重的关系。工会的抱怨最终被驳回，理由是我采用了合法的形式表达看法：“那些权力机构在表面的合法性之外，大约没有遵守人类法律的高级形式。”以司法语言说就是它重新赋予1973年宪法以现实意义。
警务工会对判决感到失望，再度上诉，巴黎上诉法庭维持一审原判并认为我的意见“没有超出对政府行为的自由批评范围”，并且“重提冬季赛车场逮捕事件仅是对历史悲剧的回顾，目的在于引发思考，正如作者所言：在于唤醒意识”。
我希望这样的裁决能具有广泛的权威性，它并非要让人怀疑集体纪律或是公共生活的各项规则的必要性，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提出了关于人权的更基本的原则。
法庭在经过长时间审议之后，敢于认可对不服从的提议，这在我看来绝对比所有个人的胜利都意义重大。这绝非“我个人的”胜利。诉讼中维护这一提议的律师让…雅克德费利丝以其严肃认真与激情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一胜利的主要意义在于，向关注它的社会提出了思考，以寻求在维持秩序与混乱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无证者”游民这一次冒险行动旨在唤醒全体舆论对其厄运的注意，而行动最终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亲身参与其中比50年间所有努力所取得的成绩都更让我欣慰。
越过圣·贝尔纳这一个轶事般的个别事件，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态度。这里也同样有第一个回忆提到的主题。在18岁的时候，我整个人被自以为的个人成就充塞着。我自认为经历思考做出了选择，要面对道路上的困难，向着独立迈进。当然我“成功”了，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胜利在于对游戏规则的重新考虑，我的成功是因为有能力掌握了教程要求学生掌握的，消化了课本内容。我完全按人们要求孩子那样去行事，我总是接受已有的规则，并以自己的遵守使之更稳固。
那些不惜一切想要“成功”的人本着这一态度入读了巴黎综合科技大学或是国家行政管理学校，以后又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并靠着自己行事的效率获得社会承认而最终度过舒适的人生。的确，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科学家、经理，他们有能力并正直可靠，他们完全配得上荣誉勋位，他们是社会精英的组成。
事实上他们的角色正相当于泰坦尼克号船上的运煤工，越是勤快地一铲铲往锅炉里加煤，越是加速了撞向冰山的“步子”。
仅满足于做事勤快高效，而不去思考今日的努力将带来什么样的明天：这是对人性的背叛。
半个世纪以后，我才懂得，对于每一个行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所为的合目的性，我希望能帮助你及时地拥有这样清醒的意识，从这一刻起就不会被成功蒙蔽双眼。
第一部分值得称颂的不服从态度
先别担心，我可不会夸夸其谈地像那些老军官吹嘘自己的战斗史一般来烦你。再说我将提起的也并非“自己”的战斗，很多战士都参与了这一事件，他们贡献出自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斗争，这些斗争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有时我也被邀请加入其行列。每当被问起为什么参与这些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行动，我总是很真诚地回答“我不是有意的”。被人认为犯了错的小孩子也会这样说，但我不是这个态度；我只说出了事实而已。参与者最初的意愿完全出自真正的“人权捍卫者”的心态，倘若他们知道日后会被如此看待，必然吃惊不已。漂亮的大话从来不是斗士的目的，他们战斗是因为他们无法对眼皮下发生的诸多事件坐视不理。我呢，“成功”地拥有炙手可热的社会地位，丑闻触及不到我，我甚至完全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可以对某些人的悲惨命运不知不觉，采取一种安安静静不闻不问的态度。
但我幸运地遇上了一些活跃分子。他们使我看到那些很容易就被我慵懒的意识掩盖的事实，而我一旦意识到了，面对着它们还想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请听我再说一件事儿，这事被称为“飞龙路事件”，飞龙这样的字眼通常总联系着神秘和暴力，这里却是圣·日尔曼…德…布莱区一条小路的路名。1994年12月的一个周日，备受瞩目的无房者正是在这一街区以实际行动占领空房来要求其住房权的。我在几天前收到了通知，约定在夏德莱地铁站入口会合，当时那里已聚集了几百人，其中很多家庭已经对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住所感到彻底失望。权威人士面对着他们的急需，总回答：“请在市政府登记，然后等待通知。”事实上，等待通知也就是可以确信不会给家里人找到栖身之地；当等待的期限拖至十几年时，就等于没有什么“通知”了。
无家的夫妻已凭经验知道，政府永远不会给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带着孩子、拿着包袱涌入地铁，同行的还有住房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只有几位话不多的负责人知道目的地，他们必须要在警察到来前占领地盘。）这个秘密始终没有泄露分毫。一些策划好的散逃把省长的怀疑引向了较远的街区。为了甩掉负责跟踪我们的一般情报部队，人群在向导的带领下换了一条条地铁线，最后在圣·日尔曼…德…布莱广场出地铁，飞快地穿过了林阴大道涌入了狭窄的飞龙路，进入一幢空了很多年的大楼。整个行动安排得详细周到，只需要推开大铁门，就可以进入门厅，包围院子，而不需要任何毁坏，那些门不知道多少年前就没有锁过了。激动的人群跑遍了大楼，发现它相当宽敞：60多套完好的房间，1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和教室。大楼以前属于一所私立女中，专供家庭出身良好的女子上学（西蒙娜·德·波伏瓦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女作家，作品有《第二性》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年来，收购这里的大银行已经将它中性化，由于它地处巴黎的中心，物主宁愿等待高利润的不动产交易机会，而不想将它改成住宅楼。
占领者们自认为暂时成了业主，那么如何处理这么大的空间呢？上千条建议立刻被提出。参与这一行动的各种社团组织的活跃者开始想像，若拥有了这样宽敞的场所，将会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多少的便利。当然这占领至少不能是太短暂的。
按计划，皮埃尔教士乘直升机穿越诺曼底赶到（他强调直升机是“自付费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着他的到来。他立刻致电马提翁府法国的总理府。给总理秘书，并得到保证马上由巴拉杜尔先生巴拉杜尔（Balladur）：当时的法国总理。接见。
我的车上坐着住房权委员会创建人让…巴蒂斯特·埃罗教士，以及先前提到过的让…雅克德费利斯大律师——一位高效律师，他们都准备好了要为保护穷苦的人而战，马提翁府的大门在我们面前敞开了。开进院子后，我一松开方向盘便赶紧去后面帮助教士下车，却完全没有提防在一旁伺机窥探的电视媒体。几个礼拜以后，这一细节还让我受到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称赞：“我见过您的，在什么时候呢？”他在记忆里查找，突然，他说：“想起来了，您是皮埃尔教士的司机！”于是那一程他没有收车费。
巴拉杜尔先生立刻接见了我们，并且以他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保证不会派出警察强制我们撤离大楼，我们也同样答应——一旦无家可归的人被重新安置就离开占领地，但当我提出可以将旧校区提供给支持我们这次行动的社团时，他立刻觉察到其中有圈套，什么也不肯应允。
他明白，比起那些普通的无家人占空房的行为，社团的占领对政府来说要危险得多。60多个家庭最后都会获得一套住所，这一事件很快便就结束了。但要是任由这些对现有秩序提出质疑的人物在巴黎的心脏地带自由行动自由表达，那可糟糕得多了。
由于得到总理的指示，参与活动的家庭都被安排住进了公寓房。这次行动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宣布了他的决定，自第二天起开始为无住所的家庭征收首都众多无人居住的楼房。根据最后的统计显示，共征收到了10万套房。几个月以来，住房权委员会配合征房这一主题组织了游行活动。我们跟随着队伍前头的大旗，穿过了巴士底前的大道，或是在省长门前静坐示威，高声叫着口号“把征房政策执行到底”。戴高乐第一政府时期确实有一条法律认可这样的决定，只是一直以来都被人遗忘了。当权的一些重要角色向我们解释说外部条件已经改变了，这一法条不再适合现今情况，若仍参照它来行事，会引起大业主的不满，总之就是万般找借口按兵不动。
爱德华·巴拉杜尔在“飞龙路事件”表现出的理解态度使人觉得他是一位开放、为穷苦人着想的人物，一部分市民还想到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好总统。而大选正临近。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就是那位巴黎市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夜里梦中也暗自希望有这样的影响。无论如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