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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伸出手在我面前摆来摆去，遮住我的视线：“你看什么呢……别看了别看了。”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放在桌子上：“我是真的挺吃惊的，张莉。你怎么那么厉害……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你很要强，让我意外。以前觉得你挺孩子气的。”她脸好像有些红了，悄悄把手抽回去，故意嗔怒着说：“哼，你明明是觉得我凶，对吧。刚才你说漏嘴，我都听见了。你是说我不象个女孩子。”
我赶忙否认：“不，不，不……我是觉得你的话很有道理，张莉，”我顿了一下，一边想着她的话，一边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我不能让这帮丫挺的就这么得意了。我要出国！去挣美元！”我攥紧拳头，小声喊着口号，然后觉得意思还不够，于是摆了个奋勇前进的姿势。
张莉扑哧笑了出来：“你这人，什么时候都没个正经。刚刚看你一脸愁云惨雾的样子，还以为你真的特伤心呢这回，敢情你那是装的啊。”
我没有回答，突然沉默下来，端着啤酒望着窗外的天，轻轻说，“其实怎么会不难受呢，不过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接着我转过脸，很诚恳地对她说，“说真的，非常谢谢你，张莉，和你说完，我心情好了很多，而且你的意见是对的，正好给我提了个醒。”
她仔细观察着我的眼睛，没有说话。
准备离开绿茵阁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晚，我请张莉吃晚饭，但是她谢绝了，说晚上有事。我们从位子上站起来，看到彼此互相注视，于是都笑了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光有些异样，想起刚才她就是那样的，于是问：
“怎么了？”
“没什么，”她似乎对我有些迷惑不解，“你怎么能一会儿那么玩世不恭，一会儿又那么脆弱，一会儿又能想得那么清楚……李卫东，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大概她也觉得自己最后的问题有些孩子气，忍不住轻轻笑了笑。
我愣了一下，终于没有回答，而是悄悄叹了口气，说：“我们拥抱一下吧。”
“嗯。”
我们象好朋友一样轻轻拥抱了一下，很快分开。在我的手拢到她的腰际时，发现她的身体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而且僵硬。
目送张莉离开后，我立刻给常卫打电话。实际上，在她一提到那个想法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动。除了许丽娜，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了。而且，我还想趁着不算太老，去尝试一下新的机会。
“老常，晚上请你吃饭。”
“操，你请我吃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嘿嘿。宴无好宴吧？什么难事，电话里说不成？”
我暗暗佩服他的聪明，也知道和这样的聪明人必须直截了当：“没错，就是有事，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不来吧。”
“唉……”他极其无奈地长叹一声，“我来，我来。”
“七点，我在中航苑那儿的大灰狼等你。”说完，我挂断电话，从乞丐旁边走过，面对他伸出的搪瓷缸，我好像没有看见，笔直走过去，上了人行天桥。
第三部分第12节 决定
我和常卫说了自己的打算，他没有立刻反对，而是半晌没说话。我知道他这个人看上去好像有些迟钝，其实脑子非常聪明，想得又周全，所以没催他，专心吃面前的青红两道和炒烤肉。过了半晌，他抬起头，皱着眉看我：
“我他妈怎么老觉得你是一时冲动啊……冬瓜你丫平常不是这样的……到底出什么事情了，好好的工作辞了非得出国？”
我打定主意不告诉他自己在公司的遭遇，只是说：“我是真觉得老这么混没什么意思，不如趁着年轻出去闯闯，再不济也比这样干熬着强。再说我现在又不是穷得叮当响，到了那边情形再怎么困难我也能撑下去。”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下，“你以为。就你那点积蓄，三晃两晃就没了。这不比人家正经出去读书有奖学金，你一落地儿就得生根发芽，要不就死在那儿了。”
“怎么可能？论语言，我的英语这么些年天天用着，不是吹，比专业学这个的差不到哪儿去。论技术，哥们儿这把网络工程的手艺在深圳应该算小有名气了吧？别拿我当农民，干我这行的，在美国年薪都是八万十万的，”我抿了一口老掌柜，继续滔滔不绝，“就算我只能打黑工，对半再对半，一年两三万总是有的吧，那也过得有滋有味的了。”
常卫静静地听完我的振振之辞，面无表情，和我碰了一杯，突然问了一句：“那许丽娜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然后苦笑：“老常，你瞒着我是好意，我知道。可你总不能把我当傻瓜吧。”
他看着我笑：“冬瓜你是聪明人，要不我怎么想不通你怎么会蹚这趟混水呢，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算了，你丫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想一洗了之。反正你现在辞也辞了，再说什么都没用，我也不多打听了。”他嘿嘿笑了笑，突然说，“可你不知道让黑子打电话给你的是我吧。”
我一愣，抬起头来。他神色如常一边夹菜一边说：“黑子其实是个挺面的人，这事都是许丽娜自己惹出来的，不过也怪你，”他拿筷子点着我说，“哪有你这样的，出差三个月，电话没一个？要我是许丽娜，也去傍一个，谁他妈替你苦守空闺啊。”
我长叹一声，放下酒杯。他赶紧说：“行了行了，事情反正都这样了，叹什么鸟气。我知道你现在对深圳没什么牵挂，明天我就帮你问问蔡老板，你先准备好钱吧。”
“得多少？”
“先备着二十万吧。你有没有？”
“有有……我有。”
结帐的时候，常卫死活不让我掏钱。“你他妈还是留着这些银子给蔡老板吧。”这是他的原话。
回到家中，依然是空空荡荡的。我一直很想和许丽娜把我的决定说一下，但是等到深夜她仍然没有回来。我有些奇怪，打她的手机，是关机。直到我去客厅拿杯子喝水，才注意到桌上有张字条。她去北京学习一个月。我看看表，她这个时候已经到北京了。我拿起桌上的纸条，慢慢在手心里揉成一个密实的小团，扔进了垃圾箱。
第二天晚上，常卫的电话就来了，让我去他家和蔡老板见面。那是一个颧骨有些高的潮汕人，身材瘦得跟风干了的鸭子似的。我知道潮汕人里面的骗子特别多，但对圈中的人，却又特别讲信义。蔡老板说普通话有些费劲，可是没有一个字的废话，以什么名义出去，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把自己想像成什么身份，说得清清楚楚。基本上，他不做那种把人往货柜里一塞扔上船的事情，而是做一种技术性的活儿，办的都是公派护照，签证也是真实的，理论上说，这不算是偷渡，而只是“提供特别材料的正常申请”。
最后，他要了我十五万，说既然是常卫的铁哥们儿，就只收成本。但是他反复提醒我，第一，他给我设计的身份，我一定要记清楚，万一要面见签证官，千万别露馅。第二，到了美国，没人照应，全凭自己打天下，过了时间能否黑得下来要看自己的本事，要是吃不了苦这生意他宁肯不做。我连连点头说没问题。
蔡老板收了钱，还有我的几张证件照片，很快就走了。我拿着他给我的一沓厚厚的材料，和常卫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然后我说我也该撤了，常卫说那我送送你吧。我赶紧说不用不用，常卫回答了一句少废话走吧，就和我一块儿出了门。
他和我站在深夜的街头等的士，狭窄的街道两侧到处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照在我们的脸上色彩斑斓变幻不定。我们一直沉默，只是不停抽烟。后来的士来了，我坐了进去，常卫手扶着车门，说了一句：“材料回去看仔细点儿，别出错。”
我转脸过去想和他说几句轻松的话告别，他已经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我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闷头抽烟，也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得是什么。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就做了这么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决定。也许，所有重大的决定都不和仔细斟酌有关。我感觉自己象一个没经过训练就奔赴战场的新兵，甚至连武器还没有领到手里，而面前敌人的枪炮已经铺天盖地打了过来。
再次拨打许丽娜的电话，这回她接了。我问了她两句在北京过得如何，她也很简短地回答了。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告诉她自己打算偷渡去美国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如果她当时透露一丝不想我走的意思，我都会留下，马上跟蔡老板说我反悔了。可是她没有，而是很轻快地说好啊，换个环境也好，又问了些蛇头是否可靠，会不会花冤枉钱之类的问题，好像在谈论格兰云天免税商店里的化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样幼稚和唠叨的废话甚至让我对继续通话感到厌烦。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如果很快就要成行的话她是否会回来。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情况，她这次的培训非常重要。于是我不再说什么，直到最后告别。
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放下电话之后，许丽娜开始哭泣。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我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蔡老板的消息，有好几次想和常卫提这事，但最后还都忍住了。和许丽娜隔两天会通次电话，多半是我打过去，内容无非是她培训得如何，日子过得怎样，诸如此类。只有在结束前，她会简短问句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总是说还没消息大概正在办。于是两人告别挂线。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悠闲，要么呼呼大睡，要么写诗，剩下的时间多半在网上和张莉聊天，但是我一直没告诉她自己打算出国的事情。
就在我以为成功无望或者蔡老板也许是个骗子的时候，常卫却突然把我的护照和签证送来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