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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都不变，「除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所以我建议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时，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改成「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据说，当时邓小平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一句：我只管强调大的方向，具体的问题你们政治局的一班人看著办。
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成「市场调节」，表面上看是符合邓小平首肯的「变动一下」「个别言语」，但这两字之差却整个改变了当时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根本方向。
此後，当邓小平发现江泽民和李鹏，利用他那句在整顿时期「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的讲话，不但在理论上，怂恿邓力群和胡乔木等人，大肆声讨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完全遵从陈云强化计划经济的指示时，他曾经叫杨尚昆向江、李专门打过招呼，警告此二人「不可藉口治理整顿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开倒车」，但江、李二人对邓小平的指示充耳不闻。
九一年六月，江泽民 托邓力群、袁木等人为他起草纪念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在讲话中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观」的内容。为此，邓小平感到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南巡讲话中最刺激江泽民那句话：十三大路线必须坚持，谁否定十三大路线谁下台。
以上是当时的国内形势，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则更今邓小平感到沮丧。先是各个西方国家的严重抗议，然後是西方工业国联合制裁，接著又是原定到华访问的西方领导人纷纷毁约，而原定邀请中国大陆领导人前去访问的国家，更是以种种藉口阻止成行。
据说，邓小平的子女向邓小平分析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时，曾经不无担忧地说：您老人家花了十年心血，一手树立起了改革开放这面大旗，如今对内改革明显在开倒车，对外开放就是你继续敞开大门，人家都不敢进来或不愿进来，这种局面不改变不行。
利用朱熔基在外界的开明形象
这就是邓小平当时要重新物色一个得力人物，入主中共高层改变内外困境的客观原因。而所以选中了朱熔基，首先是因为邓小平通过对朱熔基的考查，和朱熔基在上海几年的经济工作表现，认定他「懂经济」，具实干精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朱熔基能够为中共打破「四面楚歌」的国际困境。
自朱熔基入主中共决策圈後，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介，都一致称赞朱熔基在「六四」中的表现开明，同时又一致认为朱熔基是邓小平一手提拔。但是没有人分析，邓小平为什麽要重用一个对於党中央「六四平暴」的「英明决策」态度暧昧者，而且还是一个五八年的老右派（坚持不给那场曾今朱熔基整整耽误了二十年大好青春的「反右」斗争彻底平反的，也是邓小平）。
用朱熔基曾经给邓小平当过秘书，来说明他被邓小平看好显然没有说服力。前有胡耀邦，中有赵紫阳，後有杨家兄弟，他们四个人当初哪个人同邓小平的关系，不比朱熔基同邓小平的关系密切即使朱熔基给邓小平当过秘书。可是，前述四个人都因为「政治上软」所以先後失势（杨家兄弟失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想在「六四」问题上给自己留後路，所以说到底也是「政治上软」）。
朱熔基被邓小平看好的关键原因，其实有两点，一是显性的因素他「懂经济」，二是隐性的因素他被海外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
「六四」後不久，随著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日渐走红，海外媒介，尤其是被中共政权视为「海外反动刊物」的一批报章杂志，已经连续烧起了好几场「朱熔基热」，虽然也有一些政冶评论家对朱熔基能否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表示怀疑，但因为朱熔基的「右派」背景和「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那句话，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政治上开明」这一点。
而邓小平对於朱熔基是（或者将「堕落」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的海外评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很可能就是要利用海外舆论，把朱熔基看成「中国的戈巴契夫」这一点，打破孤立的型态。
「六四」惨案後，李鹏成了众矢之的。美国国务卿到中国大陆访问时，事先最为头痛的就是不见李鹏不行，而见了李鹏又如何避免同他握手，尤其避免被现场采访的记者拍到双方握手的镜头。
李鹏藉出席联合国会议到了美国，时任美国总统布希最头痛的，也是如何避开与李鹏的会面，因为如果他对李鹏稍微表现出一点欢迎之情，他在即将面临的全国大选中的信任票，无疑就要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邓小平等人也不得不承认，继续让李鹏在国际上露脸，尤其是让他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不但起不到打开国际困境的作用，而且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于是，邓小平自然想到了朱熔基被外界认定为「政治开明」的优势。
经济软政治硬
一九八五年，著名报人陆铿曾经在中南海访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当时的谈论话题涉及了对台动武、评价毛泽东、中共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与西单民主墙、大陆人权等诸多敏感话题。
事後，陆铿将访问内容整理发表，在海外引起轰动，并因而评价胡在政治上的开明。为此，胡耀邦吃尽了苦头。他下台後，中共内部文件上曾提到，胡在接受「海外反动记者」的采访时「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听到此事後，陆铿深感自己「一言丧邦」，曾向胡写信致歉。
因为有过如此重大的教训，所以海外一些政治评论家，一边撰文对朱熔基的政治开明大加赞赏，一边又根据当年胡耀邦的教训，担心把朱熔基称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会让中共左派抓到把柄，直接影响到朱熔基的职务升迁，甚至断送朱熔基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时移事变，现在恰恰是因为朱熔基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戈巴契夫」，才加重了他在邓小平那里的份量。因为邓小平心里十分明白，既要打破「六四」後的中共外交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出一个被海外，被西方认定为政治形象开明，没有「六四」负债的人物出面，才能推展「外交」。
至於朱熔基本人是否真的如海外所评价的那样开明，他是否是戈巴契夫式的人物，邓小平肯定考虑过。而让邓小平能够充分放心的是八九年「六四」以前，是因为两任总书记都在政治上「软」才出了问题，而现在有江泽民和李鹏在台上，就足可以保证政治上「硬」了。那麽让朱熔基上去与江、李搭档，就能够成功地保证朱在经济上「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让他在政治上「软」（如果他真是在政治上「软」的话）的「短处」是即使想发挥也会受到限制。
所以中共十四大之後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中，加进了一个关键人物朱熔基，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邓小平所谓的「两手硬」政策。
邓小平所玩的「朱熔基外交」，始於上海的「浦东开发」。
九零年四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五月三日，朱熔基亲自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开发规划研究室主持挂牌仪式。随即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推销浦东开发计划，同时为中共打破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
香港掀起朱熔基热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中共一开始只能靠长袖善舞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西方外交场合上「力挽狂澜」。而在朱熔基未到国务院任职前，因为上海市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商界又看好浦东开发这块肥肉，同时也因为海外对朱熔基在中共政坛上的前途日益看涨，所以他的出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代表整个中共政权的意义。
後来的事实证明，朱熔基的出访不仅使中共在国际上建立了一定的形像，尤其为中共与西方国家重归於好，挽回因「六四」开枪造成的外交颓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香港人尚未从「六四」的梦魇中醒过神来，又为九七年的即将来临惶恐不安，朱熔基以上海市市长身分的到来，虽然无法挽狂澜於既到，但多数香港人视他为「六四」以後第一个愿意且敢於到香港进行正式、公开访问的高级官员，所以对朱熔基没有恶感，又有了受到重视的感觉（这与当时朱熔基即将赴京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传闻有关）。
当时，朱熔基公开表示自己欣赏香港的发展，可作为上海的借鉴。他说：「四九年时很多上海人到香港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希望在九零年代，一些港人会返回上海帮助上海的发展。」
他不像一般中共高官那样，刻板地回避记者。访港的最後一天，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早餐时，他鼓励记者多写批评文章。他说：「传播媒介的批评很重要，我曾把香港的一些文章在上海的报章上转载。」
由於香港市民在八九学运期间，鼎力支持对抗政府的学生，「六四」事件後又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逃离「虎口」，一些极左派的中共高官因而视香港为「反共的前哨基地」，一时把香港空气搞得十分紧张。朱熔基却说：「不管香港是什麽基地，我都愿意来。」
这些言论给香港人留下了良好得印象。与此同时，「浦东开发区」的推介工作进行得也颇为成功，他表示在末来二、三年内，市政府能做好基层的投资工作，浦东的发展能够吸引外资，并希望在五年内能开始进行外来投资。
朱熔基访港加重了中共制约美国的砝码，在对待美国是否取消中共贸易最优惠国政策上，中共与香港人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使美国人认识到香港大陆毕竟是唇齿相依。
随著中共新华社将朱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