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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活的污染物，都在离自己住房不远的公共地带上，有时就扔在大街上。夏天，臭气四起。偶有人家，
小城镇 大问题（3）
将腐肉扔到街中，十天半月，半个镇子人家都要在恶臭中度日。污染较轻的时候，蚊虫苍蝇盖了一层，根本不把行人当回事。污染重时黏稠状物体色彩鲜艳，在阳光下泛着毫光，不见任何生命。这些小镇上的厕所最不能去，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农民早已不用粪便作肥料了。这里既无化粪池自然沉淀，也没有设施处理。即使让人清理，也是从厕所里掏出，运到镇子边上无人处倒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光顾这样的“卫生间”，结果10多年来做的噩梦，相当部分梦境是感觉内急，要去这样的卫生间。这里所产生的固体、液体污染物，搅合在一起，发酵后流到河沟里。远离河沟的村镇，就一层层叠加，一天天忍受。
在田营，在丁集，这些曾是全国闻名的“明星镇”，基本也都如此。
在本次采访中，我们曾计划将淮河流域小城镇问题作为采访内容之一，后时间紧迫，暂时放弃。但沿途目睹了很多这样的小城镇，有非常深刻的感性认识。这些“小城镇”，甚至增加了我们对淮河流域的绝望情绪。
小城镇近乎成为淮河流域的恶性肿瘤，但人口还在继续增加。
进入城市除经济能力外，还有人为设置的众多“门槛”，大部分农民无力逾越。于是他们家庭中主要成员可能会到城市里找工作，挣现金，然后把住房、家庭移到居住成本相对小得多的小城镇，既体面，又热闹，相对于农村，购物、医疗、子女上中小学，还是方便得多。
如有一技之长，也可以在城里做点小生意，多少有些收入。
小城镇要达到城市的设施标准，其人均投入可能要高出很多倍。
虽然没有请专家做精细测算，但常理可知，失去规模效应，成本成倍增加。
淮河水资源局执法监督处一位处长算过：１－２万人口的小城镇，如果要建设污染处理设施，加上配套管网等，除土地价格可能低一点外，总共大概需要５０００万元，即人均５０００元。而１００－２００万人口城市，生活污染处理设施及配套，２０亿可以做得比较好，不到小城镇的平均成本一半。
在中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当时，台湾一位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后唱出反调：中国应发展３００万人口左右的大中型城市，抑制农村小城镇发展。这位学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与教训、中国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章看起来比费孝通影响全国的大作更像是研究“论文”。但在习惯于“统一思想”的行政体制下，这位学者的声音仅在一些杂志上出现几回，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现在看来，“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就像马寅初上世纪５０年代提出“人口论”一样，尽管事后证明马氏理论正确，但３０年、５０年后被人们所认识，挽回其结果的成本，是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承受的。
也许不要２０年，小城镇这个淮河流域发展的痼疾就会恶性暴发。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1）
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结果，实际上是环境与人口的冲突。污染根本，是人口之灾！
淮河流域一般说法是“沿淮四省”，实际流域涵盖５省４０个地级市，１６３个县市和７５个地级市所属的县级区。这里的“第５省”是湖北省，涉及随州、孝感、黄冈3个地级市、4个县。
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到２０００年，全流域人口统计是１。６５亿。全国５６个民族，这里有５４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６１５人，是全国平均数的４。６倍。我们此行，采访了环保、行政和研究人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淮河流域现在实际人口数应在１。７亿左右历史上，淮河流域是多灾多难的地区。旱灾、火灾、蝗灾，动辄使数十万人失去生命。黄河夺淮，７００年游弋不定，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延续、人口发展必受大的影响。建国后中国最大的减少人口灾害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政府公布的死亡人口数字，一般认为中国减少人口３０００万，主要集中在河南、安徽、江苏和沿淮地区，其中安徽、河南更甚。
为什么在如此“打压”之下，人口还如此密集？我没有研究淮河流域人口发展历史，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可以推测出，这是群体性的多生多育倾向与历史积累的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在阜阳任新华社记者站负责人多年，对淮河流域人群“多子多福”意识之浓厚，有深切感受。计划生育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生育无所不用其极。用一位当基层干部的朋友的话说：“‘扌’旁的字除‘打’字不能用外，其余全都可以用”。对干部来说，管理尤其严格。一有违犯，职位、饭碗尽皆失去。但做市、县领导的朋友，很多人都有二三个小孩。乡镇干部，多的有６个小孩。分社一位同事就曾报道过临泉县一位村支书，生了６胎，仍不愿“罢手”。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阜阳市一位副秘书长，我们交往不错。某日，这位秘书长喜得贵子吃满月酒，邀几位亲朋好友。我一人在阜阳，他就把我也叫了过去。他的大女儿约１０多岁，逗人喜爱。我不解地问秘书长：“有了一个孩子，怎么还可以生第二胎？不怕丢了帽子、没了饭碗？”秘书长带笑不笑地答道：“我生二胎，符合政策。大女儿高度弱视，是残疾。”我望着不谙世事、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心里不是滋味，暗暗责怪自己多话。当这么多人的面，让家长揭小女孩的痛处。自此，很少说话。用餐的桌子很大，菜一盘盘上，大家只能转到面前时才夹到菜。坐在一侧的小女孩突然指着对面一盘虾子说：“我要下面那只小的，头红红的那只！”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我突然发现，她没有戴眼镜能看这么远、这么清楚，很是奇怪。秘书长端起酒杯又笑着对我说：“别研究了。孩子该看见的东西还是能看得见。”
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另一位有两个儿子的处级干部见到我的儿子，半开玩笑地说：“叔叔教你一个办法，你就可以有小弟弟了：让你爸和医生说好，到医院你就说什么都听不见，怎么问都听不见。
然后医生就会给你爸开证明，允许你们家多生个小弟弟了。”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在淮河流域，不断膨胀的人口将成为淮河治理无法逾越的屏障！根据流域的基层干部推测：全流域人口的高速增长期还将长时间维持，估计到２０２０年时，流域总人口可能达到２亿以上。届时，水资源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难以化解，饮用水的稀缺也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对淮河流域人口的高速增长，我也做过思考，总结出以下几点：一、尽管有政策高压，但历史观念和群体意识非常难以改变。淮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过大，人口基数大、群众生育欲望强是重要原因；二、淮河流域群体有漠视法规，政策观念不强的特点。这一点很值得社会学家关注。领导干部带头超计划生育，市民、农民更无法控制。大而失控，结果可想而知；三、淮河流域农村化比例过大，农村计划生育相对弱化于城市，政策相对宽松。因此，可能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发达地区实现人口负增长，而淮河流域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四、生产力低下、文化素质不高，是人口膨胀的潜在根源。劳动力还是增收、赡养、致富、发展的主要依靠，家庭经济或家族势力要依赖于男性劳动力的多少。这样的社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将非常大；五、其他局部的或未知的原因。
人的生存权利，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的。但人口膨胀产生了需
污染根本：人口之灾（2）
求激增、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对环境资源的更大需求，并由此引发了
灾难：如过度开垦引发的荒漠化、过度砍伐导致的森林退化、超量排
放形成的热岛效应，等等。这种“人口之灾”是生态灾害的最高存在
形式，其破坏力之强，无可比拟。其恢复周期之长，也得以“生态年”
计算。“１０年”只能算作“朝夕”。而且，如果“减灾”手段不够
得力，后果难以想象。
发展５０年 欠账何其多（1）
我过去看一些欧洲，特别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常常看到一些下水道的镜头：如同我们现在的铁路隧道般高大结实，流淌的城市污水可以行船。如《基度山伯爵》、《雾都孤儿》等等，都有大量这样的镜头。
这些欧洲经典电影使我有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最基本概念：不仅要有高的楼，有宽的路，还得有豪华的下水道。后来采访中有专家告诉说：欧洲中世纪后崛起的城市群，建“市”时先修好下水道，然后再在上面建各式各样的房子。考古发现，古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住房里不仅有分开的浴池，还有垒砌非常工整的下水道。
然而，中国并没有欧洲经典式的“城市”。尽管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集”与“市”的概念，不过一直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现代意义的城市。直到上世纪初，有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雏形，但国无宁日，城市只会是千疮百孔，无“发展”条件可言。
建国后，我们长期凭热情建设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在“多、快、好、省”号召之下，城市在发展，工业在发展，又有几人关注污水、关注下水道？我们这次在蚌埠采访时，湖光潋滟的公园一侧，就是哗哗流淌的粪便河。
１９９１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达３５０多亿吨，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