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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因素，看来这在早年就教育着这些女性不必依赖别人求生存，以自己的方法谋生便可。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常说起，她从四处漂泊的父亲那儿学到了热爱自由，她引用他的格言：“我的办公室是我的帽子”，显示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受约定俗成的束缚。父亲对斯坦内姆影响极大，他一生避免任何固定的工作或个人取向，她则在回绝许多诱人的固定职位机会时度过了几年放任自由的生活，这种行为方式完全建立在她向往自由的需求上，而这又是从父亲的自由和独立观念中得到的。表5显示，十三位女性中有九位的父亲是企业主、演员或自雇型的销售代理，父亲的独立精神导致这些妇女从事自行控制、自主命运的职业。
父亲的决定性影响
父亲对大多数创造型妇女起重大影响，至少根据此书研究是如此。在《女经理们》中，海涅根和约迪姆研究了25位女经理，发现她们或是独生子女或是长女，每位都与父亲有种亲近关系，甚至不在身旁时，父亲对她们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简·芳达花费了大量精力试图博得冷漠孤僻的父亲的爱，根据她接受《女士》杂志采访时的说法：“对我唯一至深的影响是我的父亲”，芳达的自传作者引用她的话：“我畏惧我的父亲”。（戴维森，1990），她告诉新闻界：“生活在一座国家雕塑的阴影之下的滋味真不好受，”并声称孩提时代，她希凯瑟琳·赫本能做她的母亲，因为她相信母亲喜欢的是哥哥彼得。像芳达一样，麦当娜几乎具有同样的对父亲的无限崇拜，或是“恋父情结”，年轻时花许多功夫用于博得父亲的爱和喜欢，她说：“我的父亲非常强壮，他是我的榜样。”
凯瑟琳大帝也把父亲当偶象崇拜，她说：“父亲认为我是天使”，她为他的心不在焉而发狂，期盼着他的认可，渴望他的喜欢和钟爱。就像所有这些妇女反复玩弄的主题。精神医疗学家珍妮·米涅根（《父女之舞》，1993）说：“妇女与爸爸——而不是妈妈——的关系可能对她的生活影响最大……因为父亲是女儿所爱的第一位男人。”这一发现，由这十三位妇女幻想家的情形得以证实。玛格丽特·米德说：“是我的父亲决定了我在这世上的位置”，玛格丽特·撒切尔则说：“我的一切归功于父亲”，玛丽亚·卡拉斯更直截了当：“我钟情于父亲……我孩子时是他的钟爱……也可能是永远。”
艾恩·兰达的父亲希望成为作家，她在这方面模仿他。她崇拜他，并在9岁时决定以写作为生，艾恩·兰达对母亲有反感，说：“我很不喜欢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说：“和父亲在一起比和母亲在一起感觉安全多了。”奥普拉·温弗雷将所有成功归功于父亲，她说：“当父亲带走我，便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他拯救了我。”甚至艾斯蒂·劳达也受着父亲般人物的影响，那便是她的叔叔约翰，将她引入了护肤品世界，正是他影响她毕业致力于化妆品事业。
从男性创造天才中则发现是母亲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决策定性影响，通过告诉他们是不凡的来激发他们成为伟人。女幻想家的情形则相反。只有几位妇女没有得助父亲的鼎力相助，她们是玛丽·凯·阿什，丽莎·克莱伯恩和琳达·沃切纳。阿什的父亲是残废，她小孩时不得不放弃玩耍而去照料他，但她几乎没有提到他对她的影响。丽莎·克莱伯恩提到父亲教会她设计工作中区分形式和功能的能力。琳达·沃切纳说起她的老父让她自由去探索和追求。毫无疑义，父亲们对这些妇女起主导影响，这些男人对于培植妇女伟大的创新成就起关键的作用。
早年成员关系和创造力
根据多拉西·肯特和托尼·本涅《掌权的妇女》（1992）书中所说“兄弟姐妹经历对‘女强人’和妇女领袖的发展很关键，这两位心理学家研究了美国政治家丹尼尔·法因斯坦和芭芭拉·鲍克斯等发现，妇女政治家有着有助于她们成功的童年；许多其他有关成功女性的研究发现，早年家庭成员关系对最终成功的关键性，让孩子探索和犯错，对他们成为创造性的成人很重要；像成人似地以成熟方式对待他们同样能引导出成年人的眼光。”
创造天才是早期家庭教育的附制品。莫扎特在4岁时被鼓励开始作曲，并自很小时便知道自己的命运；毕加索在不会讲话时便会画画，他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Piz”，要铅笔画画。这种早熟的事实在罗斯蒙德·哈丁的《灵感分析》中得以证实：“技术性技巧建自于童年时期，未来诗人孩提时便涂抹诗句，未来艺术家刚学会拿笔便能画画”。
凯瑟琳大帝，玛格丽特·米德和特蕾莎嬷嬷都很小起便认识自己的目标，她们明白生活注定要达到伟大境地，自年轻时便开始准备。凯瑟琳少女时，俄国驻英国大使告诉她：“你生就将统治和领导”。她一字一句记住这一劝说，早在别人看来没有任何机会能够或将能统治这一民族前，她便着手实施统治俄罗斯的计划，她在日记中写道：“在我内心深处有种信念，一刻也未曾让我怀疑过，有朝一日我会成功地成为俄罗斯女皇”（特洛埃特，1980）。在《创造动力学》（1993）中，精神病学家安东尼·斯托发现乔治·艾略特直到中年才开始真正写作，尽管她早在幼年便有创造需求的幻想，斯托称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种他称为的建立在“婴儿时期的持久的不满足之上，激发他（创造天才）向往创造性的成就的天赐的不满”。
本书中的许多女性也展现出同样的儿童早知现象。玛丽亚·卡拉斯两岁时便听歌剧，10岁前便能评判纽约大都会剧院歌手的表演。奥普拉·温弗雷两岁时开始作演讲，5岁时为教堂作演说而获得500美元奖金，因而她告诉所有人，她要以演讲和表演谋生。艾恩·兰达9岁时决定写作生涯，最终在一个新大陆上以一种不同的语言实现了这一梦想。哥达·梅由于姐姐莎娜，一位激进的革命派的至深影响，在俄国还是个年幼孩子时，便决定从事犹太复国主义事业。麦当娜9岁前便致力于舞蹈和娱乐业。琳达·沃切纳8岁时便发誓成为伟大的超成就者，她决定拥有自己的公司，控制自己的命运。
不快而孤独的童年
这些女幻想家大多都有不快或孤独的童年，驱使她们沉湎于书籍、音乐和独白。凯瑟琳大帝这样写自己：“18年枯燥而孤独的岁月使她阅读了许多书”；简·芳达告诉传记作者30岁以前她一直极不快活；玛丽亚·卡拉斯憎恨童年时代，厌恶她母亲宠爱她姐姐，艾恩·兰达告诉芭芭拉·布兰登（传记作家）“少年时期我无比孤独”；哥达·梅有个不快而与母亲关系敌对的童年，以致她在13岁时离家出走。
许多女性都降生在希望有个儿子的家庭中。撒切尔，卡拉斯，芳达，斯坦内姆和梅都是极想有个儿子的母亲的女儿，母亲极不悦而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女儿的降生，奥普拉·温弗雷则是一位军人与其女友短暂的浪漫史而导致的不该出生的私生女。许多这些创造性妇女独处一隅，异想天开地希望逃往天上神秘的城堡，她们借助书籍和其他幻景得以解脱。弗洛伊德后的心理学家认为，创造性活动是通过奇思怪想借以实现的愿望的完成，小说家常常潜入幻想世界去实现自己内在的创造需求，弗洛伊德称这种到幻境的游历为白日梦，他把这看作立于不快之上的动因力量，他说：“幸福的人从不异想天开，只有不满的人如此。幻想者的动力是没满足的愿望，每个奇思怪想都是一个愿望的实现，是对不满现实的纠正”（斯托，1993）。
当孩子不快时，他们一般逃遁到文学、电影和其他逼真的形态中。温弗雷说书籍是她的救世主，她说：“我生来爱书……这是一种逃进另一人生活之中的途径”，并说：“在米尔沃基，我躲进壁橱，用手电筒看书”。事实上每个这些妇女年少时都嗜书如命。玛丽亚·卡拉斯阅读音乐和歌剧作品，幻想将来成为伟大的歌剧女主角；艾恩·兰达有她母亲买来的法国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哥达·梅是虚构人物和革命小说迷，如爱读《战争与和平》；玛格丽特·米德很小时便看书和写诗。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年常去图书馆，阅读她能找到的一切图书；琳达·沃切纳8岁受伤时专注于阅读。这些妇女儿童时孤独而不快活，到书中和幻想中寻找高于生活的英雄来得以补偿，这些幻想的男女英雄成为她们长大后模仿的对象。
过于保护的母亲，绝对权威的父亲：创造活动的毒素
如同创造性天才树立积极的正面自我形象一样，低成就者倾向于营造反面的童年自我形象。在过于保护或充满敌意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将失败者形象植入心田，正如同超成就者满足于成功的积极形象似的；失业者往往是那些父亲过于保护和风险躲避型的制成品，他们由“安全感驱使”和具有“风险回避倾向”。父母的意图是保护孩子免遭伤害，但这种安全导向型环境，事实上有背于一个孩子将来应付竞争世界能力培养的健康性发展，孩子如果缺乏任何否定性的经历，则不可能学会如何在敌意和陌生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他们从没学会如何去尝试和经受挫折，如何区分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特蕾莎·艾米比尔是研究儿童创造力的专家，说道：“尽一切可能给孩子选择的机会”，换言之，给孩子指出方向，然后躲在一边，让他们能经历生活，开辟新径。
艾米比尔（1989）发现：“创造性孩子的父母从不定出许多规矩”。玛格丽特·米德的童年是这种不说教的定向无控制的实验和无约束的自由的典型，她完全是由于早年自由自在地探索和试错，而造就了独立不羁的精神。这十三位当代女性是伟大的创造革新如何从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