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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其他人都了解自己的领域。莉莲·弗农“知道”什么是邮购者的需要，她称自己的市场研究包括：“自我测试”。玛格丽特·撒切尔知道英国需要什么，她减少联邦政府的权力，创造一种更放任自由的商业环境，她的眼光使她占据政府首脑达10年之久。
即使是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完成正规教育的妇女，也并没有得自于学历的多大帮助。奥普拉·温弗雷主修戏剧，但面对电台、电视主持时，她承认自己不得不零敲碎打地学会大众媒介的表演，她说：“我没有任何经验、任何课堂知识能给我临场表演的任何印象感觉。”不受教育也恰恰帮助了莉莲·弗农创立举世闻名的商品目录册，她创造名，是因为作为一个怀孕的年轻母亲，她需要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她坐在餐桌旁，一边干一边就学会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有着最正规的教育，她的大多数学校生涯用于学着成为一名分析化学家，这有助于她了解英国的工业，但无疑对她攀升到首相职位是毫无用处的。艾恩·兰达有历史学学位，却对她首部伟大的史诗哲学小说几乎毫无帮助。
智力：动因还是阻力？
根据最近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长子女有比其他孩子略高的智商（约高7分），然而太高的智商同样有害于伟大的革新和创造。书中所有女性都很聪明，艾恩·兰达，奥普拉·温弗雷和琳达·沃切纳都有超凡的智力水平；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玛丽·凯·阿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荣誉学生，基本上本书中所有女性在小学和高中是全优生，甚至“物质女孩”，虽然能以精神品格为代价毫不羞愧地展示其身体资本，也在高中智力测试中获140智商分。奥普拉·温弗雷幼儿园和小学二年级跳级，她像撒切尔，斯坦内姆和兰达一样，是学校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者。
教育家、心理学家及作家弗里德里克·赫兹伯格发现智商并非革新成功的关键，他说：“不可否认，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是革新的先决条件”，但是“革新者并不必是聪明绝顶之人”，“极高的智商可能成为革新的障碍，因为它往往与教育成就相关联”（1989）。弗兰克·拜伦在《创造者和创造过程》（1969）一书中发现：“对于特定的内在创造活动而言，特定的最少的智商可能与从事的活动相关联，但超过这个常常是很低的最小值，创造性活动与智商测试几乎毫不相关”，拜伦理论中引用玛丽亚·卡拉斯的例子，这位全球公认的现代歌剧天才只上了八年级，歌剧评论家约·翰·阿托尼在1994年描述她：“无理智，但一旦开始歌唱，她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音乐将她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对事物有更多更深刻了解的人。”（《今日美国》，1994年2月）
此书中的女天才情况证实了上述发现，因为十三位女性很聪“明，但并不具备超星级的智力，其他品质，如恒心、直觉、领导魅力、劝诱性、叛逆倾向则是她们借以达到顶峰的途径。她们是聪明的，但比她们心智敏锐更重要的是她们通过驱逐过去不安的魔鬼和失败的恐惧去获取成就的需要。
天赋孩子及其榜样
过于保护的父母倾向于给天赋孩子树立反面榜样；他们限制冒风险从而阻碍了潜在的创造力。相反地，宽容的父母倾向给有天赋而早熟的孩子施予正面影响，因为他们鼓励他去冒险。有天赋的儿童早年需要榜样，允许他们犯错而不予资罚，鼓励其自发行为。根据天赋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博士的说法：“天才女孩需要成功地将婚姻、孕育和职业安排妥善的妇女榜样。”看来，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于年幼的儿童树立自尊、培植伟大成就是个关键，它训练孩子去获胜和失败，从不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玩任何游戏。天才一般容不得一致，这常常使他们获得“叛逆”的称号，而这恰好是创造天才的理想模胚，他们在没有人身诽谤的情况下学会冒险和失败，因而成为世界的推动者和震憾者。宽慰这种自由行为的榜样是创造性行为的发酵剂。
避开专家：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专家有对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投资，他们常常知道为什么任何新东西不会起作用的所有原因，这些人拒绝变化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权威患得患失，正是这种品性使得好奇事物和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遭遇如此困难。专家往往知道新的未知是危险的，而这正是革新幻想家何以有机会致富和成名的原因。新时代作家安顿·威尔森描绘专家是傲慢的“无所不知者”：权威者是‘绝对正确的’；倾向于获得权力的位置。＇这种人＇纠缠于事实和数字……我认为正是这种人杀死了苏格拉底”（《普罗米修斯的崛起》，1983）。
市场研究不起作用，你无法研究尚未存在的东西。你会认为在推出进化论假说之前，达尔文会与教会意见相符吗？或者爱因斯坦在形成相对论之前，会与牛顿定律一致吗？绝不！只有涉足无人知晓的创造性荒原，才能建立新概念。这些妇女在启动成功创举之前，无人听从专家的意见，如果她那样做了，便不可能出现在此书中。
悖论意图：不要太聪明
女创造天才们有幅真实的图画，让她们能开拓模糊的地域，她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做不到。对某事无知，承认它并向学习过程迈进。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正是不知其境者，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不知。这些幻想家知道她们所不知的，换言之，她们并不是太聪明。学校教育我们什么能完成，并无关痛痒地教育我们生活的限制；伟大幻想家不理会这种说教，很少受未知的约束。她们并不知道自己不能，因而她们便行。换种说法，她们剔除了追求自身生活的自我，随着自我的消遁，才能占上风，推动着她的成功。让“本质的”本能占上风，增加了大多数冒险者生活的成功性，而让“自我”挡道，则阻碍了成就。
维克多·弗兰克将这一概念称作“悖论意图”，他发现“恐惧造成人所害怕的结果，过高期望则使愿望成为泡影”，简而言之，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不要太过份，否则便无法达到目标。确立目标对于伟大的成功，如赢得一场网球赛是必备的；但目标一旦确定就应该忘记，而将所用精力集中于打好每个必须击中的球。想着取胜往往对获胜起反作用，因为自我的闯入，阻碍了身体自然性本能的表演。总而言之，只有在不想到赢球时才能获胜；人们越是刻意去追求，越是难以获取胜利。试试三个一模一样的签名吧，绝不可能！追求爱情和浪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糟途径，唯一获得爱和浪漫的方法是不去刻意追求。悖论意图告诉我们不要集中于整个战役的胜利，而要集中精力赢得每场战争，这便是创造天才的本质。
悖论意图同样显示，认知性愿望不利于有效成就。我们要成为“不是我们意识所愿望的那种人”，而是“我们潜意识注定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放松有意识的头脑，让我们潜意识思想自由探索崭新而未知的领域。整体性地运用我们所有的有意识和潜意识功能，是创造性过程成功的关键。玛格丽特·米德是这方面的完美代表。她的父母放弃正规教育，在少年时代前培养她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他们从生活各方面全方位培养她——艺术、音乐、诗歌——并鼓励她去试验和尝试失败，她8岁，时便记下其他孩子的行为，9岁开始写诗。作家和心理学家珍妮·豪斯顿说米德早年全方位教育剔除了她“或者”精神，她说到米德时说：“双重性是有害的；她被培养成身心并行、思维和感觉并用地接受事物”。豪斯顿认为玛格丽特的早年教育使她能“自如出入于她的潜意识”。大多数这些女性有这种能力，但没达到玛格丽特这种程度，只有她独树一帜地具有利用潜意识力量来实现不可能。
米德是非凡的，但我们却能运用内在（潜意识）信仰体系来辅助我们的日常行为，重要的是确信我们的潜意识印象是积极可取的形象；如果不是如此，关键是我们要改变内部剧本来适合达到目标所需的积极形象。创造性幻想型妇女和玛格丽特·米德一样有一种程序化的潜意识母带告诉她们事无止境，她们有一幅向一切机会敞开大门的现实图象，这一才能使这些女性非凡而自如地达到伟大的创造性成就。
单性学校
女生学校、教会学校和寄宿学校看来是造就女性未来创造成就的重要因素，这为她们树立早年女性榜样创造了有利条件，许多这些成功女性都有对以后成功起基础作用的女性行为模范。一项被称为“掌权的妇女”（1993）研究发现，美国伟大的女政治领袖以高于其他人10倍的比例进过女生学校，研究认为女生学校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女性榜样，因为“在共处群体中，女孩有别于男孩”，一位成功的女政治家说：“女孩在男女共读学校不会成功，没有优势，你在希望男孩像你，而不是期望成为班级的头脑人物。”
玛格丽特·米德在自传《冬天黑豆》中当提到自己从一所男女共读学院转到女生学院时，更多地谈到这一点。她强烈地感到她在女生学院乐观地感觉到作为女性所拥有的潜在力量。根据父亲的意思，她曾在芝加哥德珀学院学习1年，然后转到纽约城伯纳德女子学院，因为在德珀“很明显地，所有超过聪明男生的聪明女孩都为此而受挫折”，她继续说道：“在德珀的那段日子，我时刻感到自己是个亡命之徒”。米德确信，在大学环境女生要与男生竞争很难获胜，因为压力使得男孩占优势。在伯纳德学院，她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以她喜欢的方式进行竞争，她在那儿交了群终生的朋友“阿什罐头猫们”，米德是她们的头，罗斯·班尼迪克成为她们的榜样，最后成为米德的朋友、知己和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