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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书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约33％）分属这三种类型，看来没有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合适的途径依个人家庭——事业偏好而定。从这些女幻想家中所发现的事实与那些男性创造天才的家庭处理态度基本相同，即相对于事业需求，家庭居于次要地位。
舆论喜欢吹捧那些拥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妇女美德，这些超级妇女是杰出的成功主妇、母亲和职业女性。根据我的研究，这种三重成功形象简直可以说是个神话，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是极其困难的，而不牺牲一方或双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绝不可能。花掉成为一个出色妻子和母亲的必不可少的时间，同时又管理处置一项事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将个人生活成功和事业的成功相分离是基于“创造天才”在两方面全面高度发展的这个愿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当今美国社会中就有59％的妇女家中有6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又外出工作；根据盖洛普1990年的调查，只有31％的这些妇女认为是个出色的母亲，65％认为与子女关系相处融洽。然而此书不是针对一般妇女而言的，而是讨论那些达到事业顶峰或改变世界进程的创造天才，这种丰功伟绩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是每天工作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回家与丈夫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的那种生活所能实现的。书中这十三位女性给每位面临三种选择的妇女一个生动的启示，她们能牺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并行争取两者。
基于性别的态度：事业亦或家庭
各种有争议的然而内因化的态度盛行于西方社会，男人被看作家庭名义户主，家中真正掌权的女皇是妇女。加利福尼亚的圣·黛安娜·法因斯坦惊讶于《纽约时代》杂志玛丽亚·布拉斯对于问及料理家庭时的回答，她说：“当然，我认为妇女总是料理家务的，这来源于性别因素，每位职业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烫，拖地擦浴缸和换床单。男人通常不做”，她补充道：“我女儿能争取地方律师资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
男人一般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因为他们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者，这就与妇女以料理家务为己任相类似，这并不是必需的权力，也并非创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种已定势了的看待这两者的性别性责任。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务。玛格丽特·米德从不做家务，简·芳达也不，简直无法想象让麦当娜拿着扫帚扫地会是怎样一幅景象；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琳达·沃切纳厌恶家务活。玛格丽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说：“我从没见她干过一次家务活”。
基于性别定势，男人常常觉得有权预先不通知，打个电话宣布自己忙于事务问题周末不回家了，他们同样会很自在（作为名义户主和主要生计来源者）地宣布，因为工作需要，举家要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这种设定的无所不能的角色起因于久远以来的培养，换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势成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妇女则长期被培养成相反地安排主次关系。女性在家中是从属角色，被认为丈夫不在时有责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当丈夫要到一个新城市时，她又得放弃自己的职位随夫迁居。双收入家庭极大地改变了当今家庭户主——家庭总是高度服从大多数女性的要求，换言之，大多数家庭在主次安排上总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这便是变化。我们这十三位幻想家妇女也具备典型的妇女处置事业和个人角色的品格吗？不，她们只对家庭发号施令，而且将目标取向型事业放在首位。
在许多方面，这些女杰模仿了模范男性，她们毫无疑问地主宰着家庭成员关系，她们是打电话（如兰达、芳达、卡拉斯、劳达、梅和撒切尔）说：“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见”，或者是“我在欧洲签订了6个月的合同，你过来吗”？这些女幻想家无疑是将事业置于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志力”（权力授予那些自认为应有的人）形式在家庭里享有“权力”，这些妇女掌握着定向成功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她们的努力领袖中。她们以“男人般”气质行事，就像英国的彼埃特里克斯·坎伯贝尔描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那样：“女性特征在于她的穿着，她真正向往的是男子气”。许多其他人也说到铁女人，“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或者如同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在她面前，你会马上忘记她是个女人，她没有极其明显的女人气”。玛格丽特·米德的挚友，和老师罗斯·班尼迪克对她说：“你更象个父亲而不是母亲。”这种结论几乎适应于书中每一位女性，艾恩·兰达就公开承认她喜欢男子气更胜于女人味。
充当多种主人的代价
每位成功的创造天才都致力于追求完美，然而，想充当多种主人是极其困难的。研究的一致性结论是：妇女能成为妻子、母亲和事业家，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成功的事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需花费时间，每项都有相应的代价，试图同时出色地充当这两种角色看来几乎不可能。副总统戈尔的妻子蒂珀告诉《红色书籍》杂志（1994年2月14日）：“我认为你不可能同时兼而有之”。她说道：“如果我想从事自己的事业，我们将会有分离的生活方式，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维持婚姻。”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选择顺序法，直到将各自孩子养育成人后才进行创业冒险，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两个主人，使她们在45岁以后才开始商业生涯，那些试图同时实现者（芳达、劳达、梅、弗农）都被迫牺牲家庭时间而用于事业，她们的事业极其成功，然而她们的家庭却代价高昂。将家庭和事业同时实现，看来使妇女付出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一项为此支付巨大的心理和金钱代价。其中的六位女性没有孩子，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从未结婚，这些卓越成就妇女中有半数没有孩子，这并不让人惊讶。她们选择成为另一领域的主人，因而导致她们牺牲家庭生活的机会。
女领袖能二者兼而得之吗？
凯瑟琳大帝20岁时与塞吉·索特克夫生下了保罗一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俄罗斯皇位继承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伊莉莎白皇后带走，这不仅极大地激怒了凯瑟琳，而且使她立下更大的决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俄罗斯女皇。以这种决心，她害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及她的侄子伊凡六世。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满足于将他置于“她的阴影之下，一位有教养而驯顺的孩子——一个可取的继承者，而不是未来的对手”，而且，只要她活着，她固执地认定没人能统治俄罗斯。当玛格丽特·米德与马罗塞克莱斯曼结婚时，他们决定不要孩子；此后，当她与罗·弗通结婚时，她投身于“以野外工作为生活方式”，玛格丽特在与丈夫格里高利·贝特森一起在南太平洋野外工作时，有几次流产，此时她决定圆做母亲的梦，说：“我决定，不管有多少次流产，我也要有个孩子”，她在38岁时有了凯蒂·贝特森，但仍然身兼二职：纽约大学讲师和纽约博物馆馆员。米德生孩子后雇了个保姆，当孩子两岁时，将她让另一对夫妇莱雷和玛丽·弗兰克抚养，以让孩子有个家。她与贝特森忙于国际会议，取得了事业成功；女儿是生活中的宝贵财富，但也不得不被置于他们钟情的事业之后。凯瑟琳大帝和玛格丽特·米德都在事业上极其成功，但都不是哺育孩子长大的母亲及好妻子。
这十三位当代妇女中有五人选择平行道路，企图同时兼而有之，她们想同时有孩子和追求事业。很明显，她们的家庭因为有这种富有才气而事业取向型的妻子、母亲而付出了代价。试图选择平行处置法的有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莉莲·弗农，在她们心目中，世界水平的事业大大优先于家庭生活的需要，要成为最佳，达到顶峰需要具备预先排除生活中其他一切的全身心的、冷酷无情的投入，这些妇女所从事的事业高度基本不容忍有其他主人。我们引用过的芭芭拉·沃特斯说过的话：“女性能从成为妻子、母亲和拥有事业间作出选择，她能两者俱得，但不可能三者兼而有之”。玛丽·凯·阿什深表赞同，她描述自己在成功地成为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创建人和总经理后与麦尔·阿什的婚姻时说：“我必须作出些巨大调整来成为他所需要的妻子，他不需要公司总裁做妻子，不想让别人告诉他该以什么方式、什么形式和什么模式去做事情；我回到家，他需要我在那段时间成为好的妻子”。根据来自这些成功女性的反馈信息，很显然你能兼而得之，但并非毫无代价。
这些成功女领袖为事业抑制所有其他一切，在许多情况下牺牲了她们的家庭，可能有许多伟大妇女没列入此研究中，因为她们在事业上没有杰出的成就，她们在这个关键的选择中，天平倾向了家庭。玛格丽特·米德最后决定成为母亲时已38岁，在此以前她已成为国际知名人士，她以极大的决心和喜悦迎接女儿的诞生，但却将女儿托给保姆和寄养其他家庭，以能立即进行讲课和研究，看来她是如此沉浸于职业生活方式，以至无法适应新的母亲角色。书中其她妇女在试图适应和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中有类似的经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双胞胎麦克和卡罗尔出生后4个月便站在法庭上，当孩子1岁时她便开始律师生涯，他们6岁时，她成为保守党一员，她对事业目标的焦灼投入明显超过她的哺育本能。丽莎·克莱伯恩在儿子亚历山大出生前一直从事纽约城时装设计，在他出生后两周便重返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