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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达在维莎学院注册，在4年女生高中学习后，她发疯般地寻找强壮的男子。她的朋友布鲁克和她一起在维莎，他以贬斥的口气说：“简不是个好学生，她第一年都在学校外”。芳达自己后来也承认：“我发疯了”。在维莎她过着放荡的生活，一位她的校友以蔑视口吻说：“她广结乱交——如此之容易，简直成了笑话”。她不理会宵禁，有一次一连消失几天。在芳达大学二年级时，她父亲第四次结婚，是和伯爵夫人阿芙德拉·弗兰切蒂，这更加剧了芳达情感紊乱。简请求父亲让她离开维莎，到巴黎去学艺术，芳达了解心理学，知道父亲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不会拒绝他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她后来承认自己在巴黎过着放荡的生活，说：“我到巴黎是去学艺术的，但我在那儿生活6个月的时间里，从没打开过画纸”。小“女士简”正步人她60年代早期的“挑衅性简”的阶段。
事业背景
在李·斯特劳斯伯格著名的演员工作室学表演时，芳达开始电影表演生涯，她由好朋友斯特劳斯伯格的女儿苏珊介绍而去。斯特劳斯伯格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吸引着她，用她的话讲，这位老先生让她感到受器重，“他表扬我，说他看见我极有才气，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没有人对我说过我擅长做某事”，她陶醉于他的关注中，说：“我成为另一个人，我睡着和醒来满脑子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就好象喜从天降！”芳达加入艾琳·福德模特儿表演队，以赚钱付演员课培训费，照片曾在1959年7月《时髦》杂志封面及其他杂志刊登，这是仅有的几次她借助芳达的名气行事。她以当模特儿来帮助实现自己的雄心，这与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当初情形一样，后者也以同样目的在曼哈顿当模特儿。她俩走上同一条路，而最后像塞莎·查维兹一样具有战斗性。
演员工作室改变了芳达的生活，这所表演学校的方法旨在挖掘“内在自我”，赋予所扮演的角色，芳达有丰富的未开发的潜意识能量来做到这些。指导之一是安德里斯·伏辛纳斯。根据亨利·芳达的说法，他对年轻人具有像塞万吉利似的影响，给简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他住在一起，一连几年受他影响，令她父亲愤懑。芳达在百老汇首演作品是《那是一个小女孩》（1959—1960），第一部片子角色是《长长的故事》（1960）中扮演一位追求大学运动员（托尼·伯金斯）的啦啦队队长，她这时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也开始斩露头角了，她获得了纽约戏剧评论家授予的“本年度最有前途的新秀奖”。她第一部产生影响的片子是《漫步野境》中的少年妓女（1962）。在《小伙报告》（1962）中她极不相称地扮演了一位冷淡的年轻家庭主妇，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哈佛讽刺》杂志将她的表演列为“本年度最差女演员”，而评论家斯坦列·考夫曼说：“一颗有才华的新星在升起——简·芳达”，他继续说：“在所有影片中，她表演让人觉得毫不落俗，处理得极富技巧”。芳达第一个喜剧角色是电影《调整阶段》（1962），这时她已被捧为好莱坞又一个影后，惹得沙文主义的杰克·沃纳评论说：“如果将她头发染成金色，敲摔颚骨重新定型，再给她垫上硅膏或衬胸，她将会有前途的”（安德森，1990，P83）。
这段时间芳达被称为“1962年的军队新兵小组”，身穿红白蓝三色褶皱衣服，她充满激情地作了新兵入伍欢迎学员，她赞扬军队在反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战斗中的巨大作用。而近10年以后，五角大楼恨不得用红、白、蓝三色埋葬她，并为这个给她带来如此赞美之声的日子后悔不迭。
1963年，芳达不再醉心于事业发展，离开了安德鲁·凡辛纳斯的庇护和床帏，她在巴黎《猫》（1964）中扮演讲英语的角色，法国报界立即称她是“美国的LaBB”，引喻法国的性象征布里吉特·巴道特，后者的丈夫罗杰·维迪姆使她成为明星。芳达在出演第一部法文片《爱情周期》（1964）时与当导演的维达姆相识，芳达结结巴巴的法语，赋予她独特的银幕形象，吸引着法国观众，她随即迷恋于要让巴黎和罗杰·维迪姆构成她未来生活的念头。维迪姆由于精通操纵女性和新闻媒介，而以性学马基雅维里闻名。可笑的是，是芳达，而不是他，成为他们情欲关系中的挑逗者，芳达在他们首次性交中是个进攻者，使色狼维迪姆吓得都不敢动。这位女演员和导演最终进入他俩有性感愉悦的热烈的马拉松式关系，他们受性欲支配生活在一起，并于1965年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在影片《游戏结束》（1965）中，维迪姆当导演，让她扮演一位年迈的亿万富翁的年轻新娘；在维迪姆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影片《芭芭莱丽亚》（1968）中，简扮演一位情欲古怪的空中小姐，这是一部科幻怪诞片，由此决定了简持续多年的性猫形象。芳达的形象对于维迪姆对奇思怪想的无穷需求及其挑衅性生活风格是个重要因素。在这段时间，维迪姆将女人带回家进行三人姘居，以及各种各样的乖僻想法来满足他巨大的性胃口。《芭芭莱丽亚》及这段时间，有种露骨的模式，被维迪姆称为他们的性自由阶段，而芳达后来称之为她的性剥削阶段（安德森，1990）。
在维达姆作出种种轻率行为和在拍片时，芳达与美国保持联系，她在《凯特·贝娄》中扮演战火前线的学校老师（1965），另一部票房收入较高的成功影片是耐尔·西蒙执导，她与罗伯特·莱德福德合演的影片《赤脚在公园》（1967），她在下述影片中保持了这种热头：《追逐》（1966）《匆匆的黄昏》（1967）和《无论哪个星期三》（1967）。在1968年初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时，芳达怀孕后，于1968年9月28日生下女儿维尼莎。怀孕不仅改变了她身体，还改变了她情感世界，还将改变她生活，也是她与维迪姆婚姻结束的序幕。怀孕时她变成另一个女人，芳达后来回忆说怀孕改变了她，她说：“我的害怕、我的焦虑……都消失了，我终于明白，我们赋以人类予生命，不是要让他成为B—52炸弹下的炮灰，也不是让他成为纳粹的阶下囚，更不是让他成为社会不公平的牺牲品。当她（维莎）出世——我的孩子——就如同阳光降临，我感到完满，我变得自由”。芳达回到美国拍摄电影，《射马》（1969）并宣称：“我是个革命派妇女”。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宣言的意思，芳达自己也不明白。
在越南战争期间，当与欧洲朋友们争论时，芳达是保美派，在影片《射马》中，她的朋友沙龙·泰特被杀时，芳达经历了一次变态。不久，芳达与一群朋友在加尔各答旅行，被那儿忍饥挨饿的孩子和巨大的贫富悬殊所震惊，当她1969年元旦那晚在纽约机场下机，被告知因影片《射马》而荣获纽约电影评论奖最佳女演员称号时，她说影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控诉”。芳达已走到另一头，成为完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
芳达在1970年情人节时告诉维达姆她要离开他，她留下女儿维莎让他照料，自己立即加入新左派行动，支持黑豹党和美国印第安人好战分子的各种事业。芳达自己出钱组织多次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她后来说：“在游行时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结束时是个激进分子”。她不久便组织反对越南之战的运动并声称：“由于我在影片中成名，我更有力量——我要利用这点”。她做到了，芳达有几百万美元财产，其中包括自己赚取的和母亲的遗产，她将此用于接下去5年作为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者的开销，以及20年后资助汤姆·海顿进步的民主主义运动，总数达几百万美元。
简·芳达是个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敌人册”中的一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罪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FBI）看作美国的反政府敌人，6个秘密情报人员授命在她女儿幼儿园处监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遭到FBI的骚扰和纠缠，她不断受到恐吓威胁。由于一起诬告案，说她所用的镇静剂和维他命片是毒品制成的药片，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海关，在她从加拿大出游日来后甚至将她关进监狱。这些持续不断的骚扰，最后使她上诉控告他们的暴政、高压政治违背了第1、第4、第5和第9条法规，她说：“正是这么些织组机构试图损害我的信誉……让像我这样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恶语咒骂的人”（安德森，1990，P298）。
1971年，芳达从社会事业中抽空脱身，参加电影拍摄，使她重新回到了好莱摄影棚的聚光灯下。《克鲁特》讲述一位妓女受到一位同性恋杀人狂的危胁，芳达在片中扮演布丽·丹尼尔，由于她充满激情刻画布丽一角，荣获了最佳女演员称号，《纽约人》杂志的保林·科尔写道：“她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表演的顶点，即使是在最大的特写镜头下也不会泄露出一丝虚假的痕迹”。在她参加政治行动主义活动，造成与好莱坞长达4年的隔阂之前，简还参加了与多纳德·苏斯兰德合演的影片《提秤布鲁斯》（1973）。值得提到的一件趣事是，芳达最有挑衅性和扣动人心的表演都是她情绪激昂地反对越南战争时期的作品，《射马》和《克鲁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