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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内姆无所畏惧和勇于面对未知逆境冒风险的精神，使她成为叛逆者，她总是愿意冒着自我形象、自尊和个人事务的风险去为事业而战。在马丁·路什·金被杀后的哈莱姆暴乱中；在1968年芝加哥全国集会暴乱时，她又不顾安危闻人危险和敌对境地，这些都显示出她舍身为事业的品格。她最无畏的举动是宣传自己流产隐私，来推进她姐妹们的事业和《女士先生》杂志的成功。斯坦内姆说正是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政治保护你的感觉”。她与塞萨·切维兹一起为反对现有制度而游行，为争取权力而罢工。她认为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告诉《观察》杂志：“我们必须学会自己领导自己”。
家庭与事业
斯坦内姆毕生为事业牺牲了家庭和孩子。她高中谈对像，大学同居，一生中有一连串恋爱关系和同居经历。她在史密斯毕业后流产，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婚姻，她看来左右为难，既有寻求伴侣和恋情的冲动需要，又不想被她不愿意承受的关系所羁绊。另外两次的同居生活和一连串的长期恋情，成为她平衡自己明显的异性性欲要求和同样强烈的自由生活需求的砝码。她是一个在形象上动人而有活力的女性，但却需要不受婚姻约束的自由。她总是事业第一，但她从不妨碍自己不断的恋爱关系，她只是不想让关系固定。
斯坦内姆对固定模式的终生恐惧，从心理学上看来源于她多年照料无法自理的母亲的经历，她在最想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耍的时候，要照料和抚慰母亲，这给她带来了价值冲突。她谈起那个阶段说：“在我小得连自己都无法照料好的时候，却要成为我母亲的照料者”。这看来完全推翻了她养育照料自己孩子的愿望，以及以一个男人终生为伴的意愿。
斯坦内姆的罗曼史包括好莱坞制片人马克·尼科尔斯，剧作家赫伯·沙琴特，奥运体育名星莱福·约翰逊和政治家泰德·索林森，她通讯录上的朋友还包括约翰·肯尼斯·戈布莱斯（他为《海滩书丛》（1963）写了引言），泰德和鲍伯·肯尼迪，纽约市长约翰·林德塞和总统候选人尤琴·麦卡锡和乔治·麦格文。斯坦内姆与那些上层男士约会，而他们正是被她的许多姐妹所憎恨的人。
在60年代时，斯坦内姆与鲍伯·贝顿同居，他是她《先生》杂志的同事。《一位妇女的权力》描绘他们甚至买好了结婚戒指，领取了结婚证书，而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斯坦内姆寻找出不履行婚约的理由，而让证书过期无效，她称自己一系列恋情是“迷你试婚”。这些恋情关系还包括保罗·戴斯孟德，男高音明星戴伍·布鲁贝克，随后是汤姆·金斯伯格，他是海盗出版社总裁。还有以老板变为情人的克莱·福克，福克是《先生》杂志的编辑，《纽约》杂志的老板，在她为他工作时，他俩进入了罗曼史关系。她称自己与索林森的关系是个“错误”，与尼斯的恋情更绝妙：“我误将他的才智作为心声”；至于金斯伯格，她说：“我想他喜欢书；”而赫伯·沙琴特：“我们停止一起长大”。前老板哈维·库兹曼罗曼蒂克地描绘斯坦内姆：“从性方面而言，她绝对有魅力”。这是与她长期有关系的男士对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这些男人都成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恋情终断后也如此。
在70年代时，斯坦内姆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为半个人，什么男人愿意与半个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奥莱利说：“我想她不相信与一个人有永恒的爱情，她终结爱情关系，将这演变为朋友关系”。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权处的法官，在那些为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激烈斗争的年月中，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随后几年还有一系列与权势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恋情，但没引发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关系。纽约专栏作家丽兹·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认为她对于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学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为她的报应，史密斯这样描述斯坦内姆的方法：“如果告诉她一个爱情故事悲惨，她会告诉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会因素”。看来斯坦内姆对于婚姻关系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这一点成为许多类型的尝试没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内姆有几次较重视的关系，但她总是忙于新事业和政治结果，阻碍罗曼史的发展。戴维·舒斯金德在70年代说：“格洛丽亚所需要的是个男人，这是对她不断热衷于传播宣传，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应。”斯坦内姆以自己将事业优于家庭的选择理论化、合法化地解释为这种“自我发现”是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从书面意义看总是绝对正确的。在《来自内源的革命》一书中，斯坦内姆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内在观点：“我认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兴奋点和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这比罗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来得多”，这看来是对她事业高于“个人生活”的解释，事业总比个人生活更安全，但并不能带来所有满足。在年轻时，斯坦内姆觉得应该结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变得完整，这也是妇女生存需要的实现。她回忆自己说过：“我肯定会结婚”，随后又说：“我正在考虑，但不会马上，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做好”。然后女权主义运动出现，她热衷于带领姐妹们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同志间姐妹深情成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关系的方法。
许多妇女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会有所牺牲，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妇女成功地担当起这双重角色，也会有精神压力的代价。看来一向理智的斯坦内姆可能考虑采取事业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临近结婚，但她强烈地顾及同伴妇女（她的姐妹们）的需要，阻碍她母性愿望的实现。斯坦内姆和第一位室友，纽约画家芭芭拉·内西姆说：一我总是谈论结婚问题，格洛丽亚从来不。嗅，她约会很多，男人总是爱上她，但我认为格洛丽亚更爱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对世界之爱的兴趣胜于人间恋情”。斯坦内姆1988年在报纸上说过的话最明显地表达了事业优于家庭的哲学：“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这一结论再清楚不过了，这不可能与一位有明确目的的伴侣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生活危机
在格洛丽亚出生前，她母亲鲁斯经受过几次精神打击，斯坦内姆将母亲神经紊乱归罪于男上司的恶劣态度。无人知道真正的缘由，然而这种情形无疑是斯坦内姆童年生活危机不断的原因。在斯坦内姆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里，母亲卧床不起，格洛丽亚不得不充当护士、陪伴和看护人，这一经历在60年后还深深铭刻在她脑海，她仍然在书中和文章里谈论这件事。斯坦内姆母亲丧失自理能力，给她带来许多怨恨，她不得不牺牲青春时光充当生活料理人。
斯坦内姆所受的磨难可能正是培植她成为创造者的因素，创伤能给那些经受住这一打击的人孕育伟大的创造力。荣格主义心理学家琳达·里尔纳德说：“源自内心混乱和情感跌荡会产生创造力，产生给个人和文化带来新景观的场景”。这看来正是影响斯坦内姆的激励因素，她一直承认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时期的内心紊乱。
不快活的童年也是影响创造、革新个性的共同因素，精神病学家安托尼·斯托“天赐的不满”理论，正好能说明斯坦内姆的事例。她童年时极不快活，总是幻想自己是被领养的，希望能被真正的父母救出，带回到“正常的”家庭环境中。这一生活中的不快活，可能正是她对写作、女权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作出伟大贡献的关键因素，早年的创伤可能正是导致她幻想有个自己是女皇的幸福、逼真的世界之原因。这种超越生活的幻想正是驱动创造者模仿乌托邦世界，让她们挖掘自己的潜意识来达到她们创造出的生活。
年轻时的创伤和危机，还能为她们提供一种处置最糟场景而绝不惊慌失措的能力，培养吸取实际经验，使她们对企图拼命维持现状的阴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斯坦内姆的叛逆天性正是在早年与危机搏斗中强化的，她在《出格行为和每天叛逆》一书中所说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正义事业做一件蛮横出格的事情”，便是斯坦内姆热衷于冲击现有制度的最好说明。大多数人早就学会不与现有制度抗争，因为这会理葬自己，而像斯坦内姆那样经历过重大危机的人，已从痛苦深渊中懂得这伤害不了自己，他们已学会毫不畏惧地行进在未知世界，因为他们已处置过未知的创伤，他们已习惯于在不友善的环境中处事。
在特拉多，斯坦内姆通过书籍和白日梦的奇思幻想来求得解脱，随后她又决定跳舞逃离此地，这是创造革新者用于度过早年生活危机惯用的技巧。斯坦内姆显然已将潜意识编制成乌托邦世界的想像景像，然后变成自己的天赐能力，这种创伤经历也决定她在21岁时只身到陌生、落后的印度，生活得自如而适应；这同样也赋予她胆量，能在20多岁时在纽约大都市中采访显贵名流；最后又使她能在三、四十岁时面对男性权贵们，进行妇女权益的斗争。斯坦内姆坚强的自我形象和自信正是源自于早年的创伤。
女性人物：反叛性的社会良知者
当斯坦内姆谈到妇女问题并将此归罪于男人时，她的声音还是中听的，因为她是这一城镇（曼哈顿）的女性人物，与她所谴责的这类男人约会。70年代许多女首领也反对制度中的男女不平等，归罪于掌权的男人，而她们常常又是同性恋者，这种改变现状的方法无异于一位神父指导未婚少妇计划生育，从对事态的关注着眼这绝没错，但缺乏真实的可信度。斯坦内姆却具备可信度，这使得她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女性领导精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