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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就“性感”这个话题交换过重要意见。有一回我偷偷问她：你觉得我性感吗？
她就问：什么是性感？
我审慎地说：性感，就是很多肉的意思。
她不假思索：你不性感。
小龙说我性感噢。我安慰自己。
她很大声地：小龙是谁？他骗你的。
所以说，和这样的女子同屋，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
午休时，女孩子们都在宿舍里看我的《感官世界》。大岛渚的。我喜欢那个叫阿定的女子。她开始看起来无非是普通女子，到后来慢慢地就不可思议地变得妖冶起来。她脸上有三种东西是我喜欢的：天真、淫荡和决绝。
你们不该看这个的！我叱责她们。
为什么不可以？
不适合小女生。
我们已经很成熟了，她们异口同声地炫耀。
你们？我嗤之以鼻，成熟的女生应该和男友住在一起，尤其是女研究生。如果大家都和男友住在一起，就不会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环保问题也将得以解决。据确切数字统计，女研究生老是住在一起，超过一年就会内分泌失调，
70％甚至性压抑，晚上就会用国语、英语、方言讲哀怨凄楚的梦话，并辅以叹气。
我们屋还有第五个女生，她长得很胖，且洁身自好。肥胖大龄女生忍不住插嘴：其实你不必用这样的同居论来指桑骂槐……
我因为很害怕她，就跑掉了。
肥女生名叫春花。春天是世间最美好的季节，而花朵则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所以春花其实是一名颇值得重视的女性。她总是想当班干部，却怎么也当不上，所以她对一切干部都报以异乎寻常的愤怒。不知为什么，她对林徽因也异常仇恨，虽然此人已经死去很多年，她却仍然没有放弃对她进行道德上的严厉讨伐。她今年二十九岁了，却还经常练《少女美姿妙法》。她喜欢拖长了音调说话，喜欢走路时整个脚拖在地上，她以为那样是优雅的。每天她很早就起床了，在屋里发出各种响动：开抽屉，拖凳子，拉窗帘，开柜子，拖箱子，搓塑料袋，拉拉链，甚至粗糙的皮肤摩擦，呼吸和大声叹气，一直到把大家吵醒，她就一动不动地背对着我们读《鲁迅日记》。如果有人敢在屋里大声说话，她就会一声不吭放一成不变的教堂音乐。阴恻恻的女声合唱夹杂着尖叫的小提琴，从蔽旧的单放机的小喇叭里冲杀出来，永远是那几个气势汹汹的单调乐句，充满莫名的敌意和愤怒。
春花永远是紧张的。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戒心，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屏着呼吸，就好像有许多的人开着战车随时准备去攻克她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被吓到的蜗牛立刻就会缩进壳里，春花随时都在操心自己的壳是否足够温暖和坚固。她长着一张精明的瘦脸，胸部也并不发达，但是下身庞大，毫无圆润之处。她时常担心被人强奸，在屋里却穿得很少，流露出弱流女子的神情来。她看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试图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结果看多了人心的脆弱，反倒彻底地对世界失望了，所以她每夜都说梦话，一字一句地、严肃地跟人辩论，语气悠长、幽怨、凄凉、凌厉。她没有休息或放松的时候，随时都准备噌地一下跳将起来，还击人家对她的侮辱和伤害。这使得我们对她既害怕又内疚——但谁也不愿意长年累月地内疚，所以我要杀了她。
我想啊想，终于想出一个周密的计划。第一步，先以肥女生春花的名义在各处张贴海报，说在某某体育馆有一流的摇滚乐队演出；第二步，把那些摇滚乐队纠集在某个体育馆，观众来了就卖票给观众，四十元一张，崔健演出的级别；第三步，把肥女生也骗到了某某体育馆，开始演出。结果大家一看，第一支乐队是金属说唱，第二支，还是金属说唱，一直到最后一个，都还是金属说唱。观众们终于受不了了，嚷嚷着，杀死春花，杀死春花。而这时我正好推着一车的板砖在门口兜售。就这样，肥女生春花就被板砖活活拍死了。
其实，这是一场蓄意谋杀，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我，因为我看上去永远那么无辜，那么纯洁。
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我的计划，春花就拨打110报了警，说有人要谋杀她。结果警车真的就开进了女研究生楼——这是建国以来，首例警车开进T大女研究生楼。七名彪形大汉冲了进来，把我带走了。在警察局他们审问了我两个小时，最后因为我的体重和春花相差悬殊，证据不足，只好把我放了回来。自始至终，春花都端坐宿舍里，专心致志地研读《鲁迅日记》，静如处女，动如脱兔。
晚上熄灯后我让屋里的女孩子猜谜语：远看是草帽，近看是手套，仔细看一看，既是草帽又是手套。
大家都毫无心机地笑起来，包括肥女生。
第二日，肥女生如同准备论文一样，写了一万字的材料，痛诉摇滚歌手是如何飞扬跋扈、毫无天理地侮辱她，殴打她，恐吓她，密谋着要杀她。这份内容翔实、证据昭然的材料被上交到班里、系里、学校办公室，还在T大的BBS上四处张贴。她马不停蹄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同学、导师，反复诉说这一假想事实。结果，很快有人来做调查。
第一章 我们曾经这样学会爱情
幸福大街的惟一秘密（1）
工作人员安静地听完肥女生陈述被压迫的事实之后，又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肥女生憋红了脸，期期艾艾地挤出一句话：她，她还在宿舍讲，讲……
讲什么？工作人员循循善诱。
她讲黄色笑话！
她讲什么黄色笑话了？
于是肥女生讲了老半天。他们明白了，却都紧绷着脸，抿着嘴，不肯笑出声。
好好的，做什么摇滚歌手。工作人员对我深表遗憾。
我很少开口唱歌，也从来不在屋里放摇滚乐。这个城市连我在内大约有三个女摇滚歌手，除我之外，其余两个都会扭屁股。因为我有高等学府的学位，所以我不扭屁股；因为我不扭屁股，所以我挣不到钱；因为我挣不到钱，所以我有高等学府的学位。春花是对的，摇滚歌手比旁人更加危险。通过谋杀事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欲盖弥彰。不要以为你和大家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吃饭、睡觉和出入食堂，你和每一个人笑着打招呼，搞好关系，别人就认不出你来。
我被宿舍管理科勒令搬出宿舍一个月后，在路上偶遇肥女生春花。她穿一袭白裙，披着蓝纱巾，头颅高昂，步伐缓慢，神情傲然地与我擦身而过，对我视而不见。她需要在与外界的对抗中获得自尊和骄傲，却忘了我从来就不是她的假想敌。
你知道吗？我们叫你The Kill Kill
Girl。因为你唱的歌我们只听懂了一个字，就是杀、杀、杀。在一个大学旁边廉价的四川馆子前，两个荷兰人对我说。他们即将回国，在中国旅游两个礼拜，他们竟然目光短浅地认为我是中国最出名的歌手，并提到了国外的很多著名的女歌手与我相比较。他们把他们不爱吃的菜拼命地夹到我的碗里，并且问，Who
do you want to kill？（你想杀死谁？）
我自己，我说。
和所有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一样，我也曾深深痛恨自己。
摇滚乐是先锋的。它是多少人的行为软件、现代迷信、时尚准则，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的女人。我喜欢超市，只有面对如此丰厚而默默无语的物质，我才会感动。我喜欢家庭用具——被褥、枕头、靠背、床垫、窗帘、玻璃器皿、藤编茶几、纸巾、挂钩、瓷碗、有细密洞眼的金属勺子、胡椒瓶子，这些很具体的物质，很细致的材料，是多么容易让人联想到幸福啊！我会在反复心算之后慎重地为今年如期来临的夏天买一件打折的粉红色吊带裙子——它是昂贵的商场中最便宜的粉色裙子，一连好几天我都会为自己的精打细算和偶尔的奢侈感到无比兴奋。它是最普通的样式，但是它出奇地合身。这令我欣慰：我是柔软的，可折中的，可以隐藏于任何一件衣服或者一种面料之下。
我买了很多很多的打折长裙，各种颜色的，活泼亮丽地挂了满满一个衣柜。我总是换不同的裙子，它们都很长很长。后来有一个男孩特意跑过来说，你不该穿那么长的裙子，因为它们遮住了你的腿。后来，他成了我的吉他手。而我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穿着大红的长裙（它很便宜）。一如既往地，它遮住了我的腿。我——是——鱼——一如既往地，我幻想着穿着黑色的网格丝袜，和我的男性歌迷们发生各种美好的艳遇。
早就有很有经验的音乐人善意地提醒我并不适合唱歌。他说为什么你不像校园歌手们一样，写一些在草地上唱的歌？我只是懒得摆出一副纯真嘴脸来，原谅我到这种时候就会变得异常早熟和倔强，我以为那些游荡着的阴郁的魂灵更加需要同情和安慰，比起形而上的伤感青春，它们更加脆弱和卑琐，更加不堪一击。
我把我的乐队命名为“幸福大街”。迄今为止，我没有和乐评人喝过酒，也没有和他们称兄道弟。没有人把“幸福大街”明确地称为摇滚乐，因为它总是不够勇猛，不够愤怒，也不够工业化。它不是流行，不是民谣，不是金属，不是说唱，不是死亡，不是朋克，不是哥特。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它的行李中充满了任性、乖戾、凶猛、冷漠的情绪，矛盾重重，破绽百出。灯光熄灭，冰冷的音乐却开始变得温暖。是的，我们只是温柔善良的食肉主义者，本城最他妈荒诞滑稽的马戏团，为善良的陌生人表演炼金术、起死回生术和自我谋杀术。不久之后，在我们的排练场，将竖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