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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叮叮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像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Ｅ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上下班高峰时才有的钟点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
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麇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地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躺在床上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悠——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的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
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脸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他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
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
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跃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漂到木樨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
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即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猗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拚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的浓密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睁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栏，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陪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