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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问题性报道，记者的采访角度五花八门，但目的大都一致。海山郊区有座水库发生了意外事故，原因是那年夏天有几个高中生扭开水库仓库的门锁，偷偷地将用于捕鱼的小木船放进水里玩耍，不慎翻船致四人溺水而亡。悲悲戚戚的死者家属本想闹事，但看着自己孩子扭坏的库房门锁，只得悄悄地拉走尸体并很快做了处理。可事过三天后，有家媒体知道了此事，便找到水库采访，先是以安全问题要挟，然后拐弯抹角地叫水库管理处出上一万元赞助费息事宁人。水库方面想，死者是私自盗窃木船进水才发生的意外，这和单位没一点儿干系，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赞助的要求。这下可捅了大乱子，该媒体马上真的把此事捅了出去，导致以后的日子里各地媒体的记者接二连三走马灯地前来采访。县水利局领导在把水库管理处主任骂个狗血喷头的同时，为了封口县局准备了5万元现金，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对事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水利局长针对有记者提出“不管船是怎样放进水面的，船总归是水库所有，人也死在水库里，所以责任应该由水库来负”的问题，干脆回答说，假如杀人犯进家里把主人杀死了，就因为用的是主人家的刀子，主人就应该对自己的死负责任吗？局长的话尽管强硬，但对于这些“无冕之王”又不得不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新闻通气会后，下面的办事人员站在楼道里对退场的记者逐个通知，请大家到办公室里领取“补助”。本来预计领补助人应该是那些鱼龙混杂的记者，对于一大半真记者而言，他们不会败坏无冕之王的名誉，掉价到为几百元补助而丧失人格的份上。谁知，大批的人一下楼均直接涌进了办公室，没等领钱的表格制好，便蜂拥而至伸长了手。工作人员发钱时，以证件为发放凭证，凡拿出记者证的，不管上面盖没盖有新闻出版署的大印，甚至也不管真假证件，一律按照中央媒体500元、省级300元、市级100元的标准统一发放“补助”。即使是这种一手验证领钱，一手在发放卡上签名画押的苛刻办法，还是引发了记者的火爆，长队甚至排到水库管理处的院子外面，有人甚至重复领取，一位年轻记者连续三次排队领钱，厚颜无耻的举动叫主人不得不采取行动将他强行驱出队伍。后来，补助发放者找出红笔，在每个记者证上划一横道做上标志，方才制止了重复领补助的人员。水库管理处发放补助的消息马上传进了市区，许多本来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接到电话，很快便骑摩托车或坐出租车纷纷赶来。看着这样的场景，发钱的人们连连感叹：连这些文化人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这个社会还何谈什么道德伦理！
对于监督性的报道，被监督单位花钱消灾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问题是那些报喜的消息报道，有不少也是需要“出血”才能刊登。海山街头有一个修摩托车的个体老板，几年里先后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他的事迹经《海山日报》一篇五百来字的小稿子宣传后，竟引来省内外三十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位个体老板的手机号码，采访他的电话便此起彼伏，附近的几家媒体派记者找上门来，都对他如何靠修小摩托车成为大款的经历感兴趣，尽管他一再解释自己只是个小个体户，压根不是啥大款，但记者们死活不相信，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没钱咋能养活起三十多个孤儿。采访到后面，这些媒体无一例外地都要收取宣传费，小到三五千，多到一两万。事实上，由于收养了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小老板的生活已日渐窘迫，哪还能拿出余钱搞宣传啊！但他的话被记者认为是客气，继续进行骚扰。后来他吓得关闭了修理铺，到乡下亲戚家躲了几十天。这事都过去几年了，可现在谁在他面前提起记者，他便打起哆嗦。
新闻事业的高度繁荣，在经济不发达的海山市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前，仅《海山日报》和广播站两家本地市级新闻单位，外来的只有省报驻海山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各县只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播发半个小时的自办新闻节目，其它时间都是靠转播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过活。现如今，市里的各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差不多有十多家；省里和挂靠中央一些协会甚至外省一些市级的不知名报社、电视台和杂志社在海山设的记者站却超过了二十家。无须讳言，在这些记者站里，“大哥大”理所当然地首推省报。多少年来，省报仍然沿袭着“一贯制”的办报模式，面孔已经老得没了形，但它毕竟是省委机关报，是从省、市到县乡各级机关干部的主要精神食粮，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首选报纸，也是全省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所以省报的地位成就了记者站的地位，无论多少家媒体都不会被撼动。近几年，省报也开始改革，把创收列入记者站的主要工作范畴之一，扛着这面“大哥大”红旗，记者站长雷向阳势如雷霆万钧的“泰山一青松”。
雷向阳老家在海山市的一个小县，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拗不过老年得子的父母念叨，更重要是舍弃不了那个已经定了婚、住进家里且几年如一日照顾年迈父母的小媳妇何花花的情分，他只好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扛着铺盖卷回到县里。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在一片惋惜声中，赠送他许多新奇的礼物：有给他电子表的，有给何花花送发卡、胸花的，有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送他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而他却在万般无奈中，花了10元钱在街头买来一包当时鞋上流行挂的那种铁掌，回赠给大家。他狼狈地说希望同学们在大都市里把鞋钉得结结实实的，好好逛大街。雷向阳抱憾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后，迎接他的盛景比当年考上大学还要轰动，县里领导亲自召开座谈会，表扬他不辜负家乡父老的厚爱，学成回来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品格，鼓励更多的青年人要像他学习。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表示在全县的党政企事业单位任他挑选。挑来拣去的，他觉得只有县委宣传部或是广播站才和自己学习的专业真正对口，便到宣传部做了一名通讯干事。干的时间不长他便厌倦起来，偏僻小县的这方天地有多大是以前就考虑过的，可小到如今这般程度是未曾料到的。假使有人在县委大院里放了个屁，县政府院子那边马上就会有人闻到了味。寂寞苦闷中，他给市报、省报写着那些年复一年内容都差不多的稿子，在完成了娶妻生子、送两位耄耋老人“上山”义务的同时，他的称谓也由雷干事变成了主管全县新闻宣传工作的雷副部长，而这个过程竟用了八年，和抗日战争的时间刚刚吻合。昔日被誉为金童的他生出华发，而被唤作玉女的妻子何花花，“水上漂”的身材已变作浑身赘肉。事实上，她的赘肉在生产儿子时便有，儿子生产时不足五斤，但作为县剧团名角的何花花为了保持身材不变形，硬是咬牙做了剖腹产手术，尽管如此，她那浑身的肉还是和儿子的身体比赛着长，等到坐完月子回剧团再排戏时，原来《打金枝》里美丽的皇上女儿现在却改演成憨胖刁钻的媒婆了。
面对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雷向阳感到自己快要窒息得死掉了，就像临死前的人都想抓住根稻草那样，尽管明知道稻草是不可能救命但依然要抓住一样，他在无聊的平淡中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个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的、完全是幻想中虚无飘渺的机会。
雷向阳终于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平素里他和县长的关系不怎么融洽，这除了因为县长本人没有什么水平，经常大会小会上出现把“红旗飘飘，战鼓咚咚……”念为“红旗飘，飘战鼓，咚咚……”，把“千里迢迢”读为“千里召召”这样的笑话而一直被他瞧不起，更重要的是和县长与县委书记之间的不和有一定的关系。当两个一把手之间的较量结果是县长平调到市信访局当了局长，县委书记继续稳坐钓鱼船后，雷向阳想再表现一把，彻底赢得书记的喜爱。在县长到新岗位上任前，沿袭着以往形成的规矩，受下面之邀到各部局里走动走动，参加几场告别便宴，再顺便拿点地道的比如红枣、绿豆之类的土特产，最重的礼品便是两条香烟、四瓶西凤汾酒这样的东西。但这可是上个世纪后叶，且在这一年里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下基层要勤俭节约，并具体规定了“四菜一汤”的接待标准。面对县长的“顶风作案”和中央的规定，雷向阳在抽签打卦、计算得失之后，斗胆进行了决定命运的一搏，他写出“吃喝县长”的稿子，通过在中央大媒体担任记者部主任的同学稿子很快见了报，并在当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猪呀、羊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吃喝县长”的胃里还没来得及消化，他便在全国臭名昭著了，不久后，市里给他安排了一个领工资的地方，彻底结束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雷向阳的这一搏果然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还是在几个同学们的斡旋下，大家以基层里埋没新闻人才加之害怕地方打击报复为由，顺利地将他调入省报，忙活了大半年，他在省城里安顿好妻儿后，就被派驻到海山记者站，而且这一驻便是十几年。
雷向阳一稿出名后，再也没写一篇批评稿子，多年来，总是以一副温和的面孔出现，不折不扣地按照市领导的旨意宣传海山，颂扬海山，属于那种标准的只帮忙不添乱的记者。这样，他自然在历任的领导层里落得一副好名声。现在社会的干群关系紧张，在领导面前有了好名声，百姓那里就不买账了。雷向阳起先驻站时，他的办公室简直成了上访接待站，后来老百姓们感受到他那不冷不热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再也看不到他犀利的文章，这种“只见风雨，不见彩虹”将所有反映的问题都石沉大海的做法，大家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