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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报的写稿任务很好完成，报社虽有一套考核办法，但实际操纵起来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市里和各县的通讯员写好一般动态性的稿件后直接传真到了记者站，雷向阳加上自己的名字后再发回去，而遇到大点的新闻事件。他就和市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联手“创作”。如果市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要求必须在显著位置见报的重点稿子，便在努力采写的同时，总不失时机地提出，报社一般发头版头条的地方新闻必须附带有一定的条件。领导知道他说的所谓条件就是掏钱做专版，在一般情况下也心领神会地答应。结果，应急稿子上了头条，不久后，跟着10万元一个的地方专版，这样弄得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平时，雷向阳平时写稿不用什么时间，于是在大量的日子里干起“副业”。这两年，记者站又是征地修高楼，又是到处做生意，开起广告公司和旅游公司，已忙得他是不亦乐乎。社会上传说，连市里的人事安排他都可以不时地插手，简直像是一个地下组织部长。有人甚至说他是海山的第三把手，是书记、市长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只要他想办，在海山就没他办不了的事情。
如果说雷向阳是海山新闻界的“大哥大”，那些分门别类的都市报、生活报和司法报、邮电报等等行业报，自然是小兄弟了。这些报纸虽不属于主流媒体，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可还是能起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用，用海山的当地话来说就是可以“日踏人”。石寨县有个副镇长的耄耋老父亲去世，按照农村的习惯，死者入土前要最后看看阳世，送葬的人们要举着花圈和挽幛，后面再跟随上十来辆各式汽车、几辆电动三轮车，在镇子不大的街道上转上几圈。都市报驻海山的记者刚好在该镇瞎转悠，对着送葬的队伍拿出机器就是一通左拍右照，十分专注。当时，送葬的人们还以为是副镇长请来的摄影师，面对这样隆重的照相场面，大家生怕展示不良的形象，纷纷放下花圈、挽幛，忙不迭地整理衣服，使整个队伍出现了短暂的凌乱。整理好后，大家迎着镜头挺直腰板，雄赳赳气昂昂的，都是很悲痛的神情。当镜头对准副镇长时，他感到这事有些蹊跷。毕竟是领导干部，虽说是在万分的悲痛中但还没丧失政治的敏感性，副镇长阻拦住拍摄者，要核实身份。只见记者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说今天你先忙丧事，改天关于你家大操大办的事情到我办公室里详谈。记者撂下一句话便扬长而去。副镇长也把名片放进裤兜，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情。事过了几天，想起这档子事情，再去找名片时已不见踪影，想到可能名片当时就从裤兜里漏出去了。副镇长仔细一想，自己给父亲过事好像也没啥不妥当的地方，要真和记者谈起来，恐怕也谈不来个啥。
俗话说，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念。镇长没把送葬当回事，但记者还继续惦记着。那段时间记者给镇政府打来过三次电话找副镇长，接电话的是镇政府的通讯员，小伙子知道前几天副镇长家里刚办了白事，尾留事情很多，便一推了之。当记者第三次打来电话时，通讯员听着还是那口已熟悉的海山普通话，便不耐烦地发问你有什么急事，难道比他家死人的事情还急？然后比较粗暴地挂了电话。又过了几天，副镇长纳闷地接到县纪检委的电话要核实情况，到县里方知自己埋老人的事情上了省城的都市报，标题是“镇长借老人去世之机白事大操大办，大肆敛财收礼”，还配发了两张满是花圈、挽幛的大幅照片。县纪检委不订都市报，文章出来后，记者主动把报纸给他们电传过来，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说要进行系列报道，要求组织上马上表态。无奈，纪检委只好组织调查组找副镇长问个究竟。这事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完全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办的，其规模也在当地算不上大的，至于借机收礼敛财一事更是子虚乌有。农机员出身的副镇长在九位镇长里面排名最后，他本是那种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老实人，再说就最末位副镇长的位置，别说主动了，就是用高音大喇叭喊叫着叫人来送礼搞点腐败活动，在这“看人下菜”的年头里，大概也没几个送礼的。做结论时调查组感到很为难，如果完全实事求是地给报社回复，那就意味着这篇报道完全失实，这样必定惹翻了记者；而依据报纸的口气处理，则着实冤枉了副镇长。还是副镇长顾全大局，他知道调查组的难处后连说，自己是快退休的人了，还能进步到哪里去，所以啥也不怕，便主动提出给自己一个无关痛痒的处分了事。纪检委也不能叫他太委屈了，书记亲自表态，等风头过后，建议组织部门在适当的时候给一个正科级待遇。领导一言九鼎，半年后他便如愿以偿地成为镇党委委员，当上了正科级的镇农协主席。记者的这组系列报道也以给副镇长党内警告处分作为结束篇收场。这件事情后，石寨县领导开会的时候公开说，以后谁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记者，无论大大小小真假记者，如果谁要是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自己去招惹他们去吧！
无论是大小媒体，各个记者站的上面都有主管部门，设站时也是经过省里有关部门批准的，他们拿着批准手续到市委宣传部履行审核、登记注册手续，然后由宣传部统一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公示，以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过的记者站因有了合法的地位，平素市里一些需要报道的会议和比较大点的活动，无论和这些媒体有没有关系，不管记者们喜欢不喜欢参加，宣传部总要通知他们。而到了过记者节、新年、春节之类的大节日时，市委、市政府也把记者站全体驻站记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搞个联欢会，领导亲自出面请大家吃顿饭，饭后再发几件礼品一张购物卡什么的，其目的很是明确，就是通过联络感情，得到大家只帮忙不添乱、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目的。
记者站里也有极个别不符合条件而自设的站，比如毗邻省的一个财大气粗的市级晨报，便在海山常驻有三名记者。按理来说，都是同一级别的地级市，因为他们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使晨报在附近几个省区有点影响，便忘乎所以地到处派记者驻站，还时不时地以找岔子为主进行舆论监督，实在有点欺人太甚的意思。晨报可能知道自己的地位，便不敢贸然到省委宣传部去申请有关驻站的手续，只是派三个持有记者证件的、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愣头青”驻在海山。按照新闻管理的有关规定，凡是持有记者证的人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采访报道，既然全国都随便可以采访，更别说一个小小的海山了。所以，只要他们不公开挂出记者站的招牌，市委宣传部对晨报这样无合法驻站手续的记者也奈何不得。在如今人口大流动的时代里，民工们都能走南闯北满世界里飞，更别说是记者了，总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设立记者站，就不容许他们住在海山，就限制他们个人的采访自由吧！
驻海山的二十多个记者站里，除了省报、省电视台等少数几个记者站人员的工资全额由记者所在的单位发放外，对于大多数媒体的记者而言，所属媒体只给他们配发证件（有的证件上只盖本媒体的钢印，而没有新闻出版署的印章），且在拿证件时还要给媒体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至于工资及差旅费、录音机、照相机使用的胶卷等等，媒体可是一分钱不管。仅仅一分不给还算待遇好点的，更有一些媒体在招聘驻站记者时说得很明确，写稿任务没有硬性指标，但发行、创收、广告任务，可是板上钉钉子，明明白白的，这样的合同里通篇都是一个钱字，弄不来钱的就是完不成任务，立即解除合同马上滚蛋。只要能搞来钱，媒体和记者可是互惠互利，而且随着基数的增加，记者提成的比例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这样政策鼓励下，造就了这些记者站为了生存而比学赶帮地拉广告、搞创收，用稿进行财物交易、以稿来谋取私利，如此，叫他们采访时体现新闻公正，不去想钱找钱，那可是“西方出了绿太阳”的奇怪事情。
第七章 记者站长杨阳
在海山的所有记者站里，财大气粗的当属杨阳领导的《劳动者之家报》记者站。当初设站时他们的定位是：吸纳经济富有人员加盟，形成队伍强大、财力雄厚的记者站，以便早日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赢。按照这个方针，招聘来的富人记者在加盟时，都自备有或是日本或是德国制造的“长枪短炮”照相机、摄像机，还有几个小老板带来了小车加盟，这些车当然上不了档次，多是三四千元买来的二手三手“奥拓”微型车，也有夏利和富康，但这些装备一出现便使该站显得气势不凡。这些出门拎着“长枪短炮”驾驶小车的《劳动者之家报》的记者们以无冕之王而自居，走到哪里都颐指气使的，气势扎得很硬。人硬起来破车也跟着皮硬，虽说这些破车没有车牌户口，理应只有偷偷摸摸地在乡村田野上跑的份，可因为它的主人是记者，它们便也跟着张狂起来，挡风玻璃处插入一个“《劳动者之家报》新闻采访专用车”的铜牌，在海山的地盘上横冲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