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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章传染上的通病，有人嘲笑这样的文章也就只有三个读者，一是作者本人，二是报社编辑，三便是报纸校对了。随着人们对理论文章没理论、先进人物不先进、经济典型无典型而进行的讨伐，一些明智的文章炮制者们也与时俱进，开始创新，写作前召集各方秀才和秘书班子认真开会研究，集思广益地精心寻找角度，几经折腾提炼核心，到了具体写时苦心剪裁内容，文字刻意润色，既有“四六句”也有百分比，念着上口听起来热闹，说起国际国内问题是夸夸而谈，说到真正内容读者仍然似曾相识。即使是这样苦心炮制出来的文章读者也不会买账。当然，这样的文章其醉翁之意也不在文章上，本就不是给读者们看的，而是“孔雀开屏”地呈现给市里领导展示，其目的则不言而喻了。
不管社会上对《海山日报》的评价如何，作为市委机关报社的职员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还是普遍满意，起码说这样的报纸办起来省心啊！工资虽没有大的起伏变化，但也像党政事业单位那样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虽说海山市连吃饭财政都算不上，每年至少要省里拿出五个多亿进行补贴，能讨来钱就很不错了，在你花我花大家花的“大锅饭”里，报社搭上贫困财政的车跟着机关干部们共同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记者们有稳定的工资，又没有啥具体的采访任务，平日里随便采访时还能海吃大喝一通，有时候再稍带搞些地方土特产、会议纪念品什么的，总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呀！
海山日报社不小，仅属于干部编制的编辑记者就有近二百来人，大家齐聚在一座十层高的新闻大厦里，办这张主要刊登大块头文章甚至整版文章的报纸，只画几条直线则把一个版样搞定，这简直和玩耍没啥区别。由于长期没有什么量化指标来具体衡量工作，所以在更多的时间里大家呆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办公室“谈谈青春、拉拉人生”，时间长了真叫大家养尊处优起来，一个个肥头大耳，挺着将军肚，有几个记者的身材甚至比市上领导都显得富态。一次，报社四大胖子之一老苗跟随市长下乡采访，当地农民比划着一行人的肚子后确信老苗肯定是市长，他们便一窝蜂地拥上来，把他围个水泄不通，纷纷反映这里农业负担过重的事情。老苗越是连连摆手解释就“越描越黑”，农民更加生气，甚至有人开始咒骂起来，情急中，他掏出从来也没有用过的记者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此时市长的车早已跑得连后面的黄尘都看不见了。还有一次报社组织大家到一个革命历史遗址接受传统教育，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大巴车的轮胎爆了三次，后来司机硬说这车人都是胖子，是车载超重了才把轮胎压爆裂的，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加了两百块钱了事。
编辑记者还是有忙活的时候，那便是每年第十二个月份里的报纸征订。其实早在七八月份，《海山日报》便大方地拿出版面陆续开始了新年度征订工作的预演，等到国庆节一过，先是以市委的名义召开党报党刊征订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每年都是老套路，先是宣传部领导做动员讲话，分配征订任务，接着对头年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中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最后由市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做重要讲话，千篇一律地强调要站在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高度，确保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对完不成任务的县区要进行严厉惩罚云云。这样的会议历来开起来都是其乐融融的，几十分钟的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兴高采烈地领取由报社购买的高级纪念品，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更是笑吟吟忙着不停地领取早就属于他们的奖金。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从来都是各县区的宣传部和部里的人员，因为身处发行一线的他们是具体征订的实践者，上级的发行任务都要通过他们层层分配下发，然后又是他们跑邮局统计进度，了解发行中的具体情况，如发现问题要和报社及时通报，共同出主意想办法来应对。当然，报社也不是傻子，报社在给报刊定价时，早已把邮局的发行费和宣传部门的奖金统统核算进去，只是到了来年十月就像金色的大地一样才叫这些基层宣传人员进入到收获的时节。奖金一拿到，纪念品刚领取，各路发行人员便都笑逐颜开地敞开喉咙喝一场开心酒，懵里懵懂中只要有人起哄，腰包里有票子挺腰的受奖者便大方地请市里的同行们到歌厅里潇洒一回，再喝一阵子唱一阵子，玩几个新花样，等到彻底的放松过后，又投入到年复一年的征订工作中。
每年的正式征订海山日报社是按照全市每百人订一份报纸计划下达任务的。算出了总数，再按照人头分摊给记者部、经济部、农村部、编报部等报社各个部门进行发行总承包。而领到任务的各部门又把编辑记者们分成若干个小组，轮番驻扎在包干的县区现场督促订报，当然所谓的督促也不至于拿着订单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挨门逐户地去征订，也就是把县委书记、县长们看紧了，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凑到领导跟前进行一些感情交流，在交流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采访这些县今年的工作成绩和来年的发展思路以及经济大局，遇到县领导主动提出要求对县里部分或者整体工作进行报道，记者们更是乐此不疲地积极配合，为了发行顺利，即使是芝麻大的新闻，拿回报社兴许也能发个二版、三版的头条。总编心里有着通盘考虑，每年各县区上重要位置的稿子数量要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来定，经济发展差不多的县区稿子要相差不大，而在征订的这段时间，给每个县区至少要上一两个头版头条予以平衡。
关系归关系，跑动归跑动，平衡归平衡，其实每年的报纸征订任务都是先紧后松，等到年底便都能轻松地完成，即使个别县工作有些松劲，征订略微难以推动的话，报社也有他们的非常举措。比如有一年，全市遭遇了数十年以来最大的旱灾，而海山的这些县支撑财政收入的主要是来自于农业税收，面对特大干旱农业税自然是一个大泡影了。在大家都像长颈鹿般伸起脖子等待中央、省民政方面救济的时候，也正是报纸发行工作的开始。为受灾群众平安越冬而焦急万分的县领导们工作很是繁忙，记者连他们的面也见不上，自然导致报纸征订工作出现全面停滞。情急中，仇平稳向市委宣传部长说，如果不请市委书记出面，今年的党报党刊征订任务一定会落空。宣传部长也为完不成省报征订任务而受到省委宣传部的两次批评，便硬着头皮找市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一听马上批评了这种轻视党报党刊的错误倾向，他亲笔给各县主要领导写信，指出这个倾向的严重性，要求大家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订阅党报党刊。次日，市委办公室以信函的形式下发了书记的公开信，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三天时间便创纪录地完成了征订任务。这些县区既花了钱就主动找到报社，纷纷要求重点报道他们“天大旱，人大干”、“老天无情党有情”、“团结一心战旱魔”的工作，《海山日报》当然是义不容辞地积极配合，除了动态性的消息报道，还设立了“冬走农村”专栏，组织报社的精兵强将深入到基层广泛宣传各县区救灾的新经验。仇平稳亲自撰写文章，连续刊发了多篇号召群众树立战胜旱魔的必胜信心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看到这种火热的新局面，市委书记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也亲自撰写了两篇鼓舞全市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树立信心、积极进行生产自救的文章，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年底一算账，报纸发行量创造了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八万份大关。
次年，这位写信订报的市委书记升职到省里去后，各地订报工作又出现了疲软的状况。找新书记写信的做法显然已不可再用，仇平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外找到了一个新的发行窍门。早在初夏时分，他便专门抽出两个记者有事没事地泡在市财政局，和该局有关的新闻比如财税完成情况、季度财政状况分析或者是财政工作会议自然发在头版头条，甚至该局庆“三八”、过“五四”、职工进行书法绘画和拔河比赛也都屡屡出现在《海山日报》上。有一次，两位记者多时没有寻到财政局的新闻，为了完成任务便把该局给职工全体注射乙肝疫苗的事情也写成新闻进行报道，稿子虽然仅两百多字但依然出现在次日报纸的头版上。屡屡看到这样的报道，市里其它部门的头头们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每当大家遇到一起时，头头脑脑们就和财政局长戏谑：啥时《海山日报》正式改名为《海山财政报》了？问得财政局长很是尴尬，其实他也不希望整天都报道局里的琐碎事情，但和报社的事又怎么能解释清楚。而仇平稳听到这样反映也是无话可说，只用一笑了之而蔽之，后来他索性在经济版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不定期的“今日财经动态”栏目，这样再刊登起财政系统的稿件自然也就名正言顺了。
报社之所以跟在财政局后面当孙子，连傻瓜都看得出是钱闹的，报社职工的工资虽说按编制不用跑财政局也会给安排预算的，但更换设备、改善办公条件以及采访差旅费等一大笔经费年年像一个吃奶的孩子那样嗷嗷待哺地等待着，啥时能吃饱则看“财神爷”高兴不高兴了。事实上，其它单位对报社的做法是理解的，只要有机会，又有哪个单位不愿意献殷勤而讨得财神爷喜欢呢？他们只是苦于没有什么能讨财神爷欢心的办法。报社跟着财政局进入到年底，人们方才明白报社和仇平稳的另外一番用意。他们不仅拿到了追加的五十万元预算，而且在十月份报纸开始征订以后，报社先是按照常规动作行事，直到熬到十二月下旬发行依然上不去后，仇平稳拿着主管副书记的条子找财政局长打电话，局长手里看着征订进度给有关县区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