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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发行依然上不去后，仇平稳拿着主管副书记的条子找财政局长打电话，局长手里看着征订进度给有关县区的书记和县区长打电话，说市里定下新政策，凡完不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的县区在来年的财政预算里相应地加倍扣除其它预算，唬得下面连忙凑钱补订。对于市级吃财政的部门单位，财政局按照宣传部列出的任务单子索性扣除了订报款，将其直接打进邮局的账户上。此举一出，以后便马上形成了铁的制度，每年《海山日报》的发行工作是热水沃雪、一马平川，虽然依旧是大张旗鼓地发专版征订广告，张扬地抽调人员下去跑发行，其实只是例行公事走走过场，即使睡在家里，订了多少报纸，仇平稳是哑巴吃饺子心中早有了数。
第三章 鹬蚌之争
争这段时间，海山市委常委们每人都接到发自海山日报社的几封信件，虽然信件的写法不一、角度不同、字体变化很大，但内容却大同小异，都是围绕该报副总编辑余震的。有的在信里介绍余震的业务能力有多强，要不是因为仇总资历深而长期压着别人的话，他早该提拔使用了；也有的在信中举出余震又红又专的许多鲜活的事例，比如他给上访群众买饭吃等等，证明余震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还有一封写得更是非常的一目了然，将余震的工作简历、性格特点甚至连生辰八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比市委组织部的考察材料都要详致，在这封信的末尾有点给组织示威的意思，直接敲明了报社的新总编或新社长非余震莫属，不然的话将贻误党的新闻事业，其后果必将是十分严重。在电子采编系统早就使用上的报社，这样多的信件竟全部是一笔一划抄写的手写体，仅从这点刻苦精神就可以看出写信人对余震提拔的十二分诚意。生孩子、上大学、得到奖励都是敲锣打鼓地举行庆典，而跑官要官、告状却隐姓埋名，这都是当今中国最通用的手法，这些信件都没有署作者的名字，笼统地用“报社老同志”、“部分记者”和“几位有良知的编辑”等带过，其目的性显而易见。
海山日报社有近二百名编辑记者，再加上后勤、办公室以及印刷厂等辅助人员拢共超过了五百多，这对于一个市级报社来说队伍算是很庞大的了，难怪其它地市的同行开玩笑地说，海山报社人数差不多凑够一个团的编制，仇总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正团级干部。仇平稳也就哈哈大笑连声说是，我们海山报社是人多力量大，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嘛！仇平稳在许多公开场合多次这样说，无论到何时他这个总编都希望报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别说是新闻学院的学生了，哪怕是退伍战士或者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只要有本事从市编制办拿来正式的编卡，他一定是来者不拒。当然，他在心里嘿嘿地笑着，有了编卡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不要报社发工资，那又何必放下买人心的事情不做而去惹人厌呢？
报社如此大的摊子，领导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按照市编制委员会批准配备的领导职数长期以来空余了四五个，按照常理这也应该是买人心的事情，但不知是啥原因就是空放着位置而不增补领导，像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明明有许多的蹲坑而面对着长长的排队的人就是不予开放一样，谁都可以想象得到排队的人着急的程度。在这些众多的人中，除个别有特殊功力、耐力的等候者外，大多数人会失去耐心而不顾公共规则去另寻僻静地方就急的，甚至会冲击厕所。只有少许老实人哪怕憋得脸红脖子粗以至于当场拉到裤子里也循规蹈矩地继续排队。报社的位置和厕所的蹲位道理差不多，面对空缺的位置，几位后备干部们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毕竟是知识分子，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提拔去冲击市委吧！究其为何长期空缺领导的原因，人们分析兴许是市委领导考虑报社这种单位不像县委、县政府，领导配备少了会影响工作，报社只要每天把报纸按时印刷出来，领导配备齐不齐也无关大局。结果，几年里海山日报社只有一个不上班的社长、一个总编和两个副总编，另有一个纪检组长、一个工会主席。
报社社长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从农村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和县委副书记这样一步步干上来的黑明亮，到报社前黑明亮已经是县委书记了，从书记的岗位轮转到报社后的那天起，伴随着一股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他的慢性肝炎开始越来越猖獗了，不久便致使他长期在家休息，上任三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没到单位露过啥面。这样，“三缺一”的报社只有一正两副三个总编支撑着，社委会和编辑部的所有权力自然都集中到了总编辑仇平稳的头上。俗话说，扫帚顶门顶不住——是因为头头太多，现在海山日报的头头少了，事情还真的好办了许多。全盘负总责的仇平稳是一言九鼎，他每天只看报纸头版的稿子，再把握住财务审批权和人事管理权，而把报纸的主要工作交给副总韩水平负责，另一副总余震则分管后勤总务办公室和印刷厂。这样的班子运转起来四平八稳的，也是其乐融融、比较愉快。
仇平稳突然意外身亡，犹如一块飞天陨石掉进了平静的池塘剧烈震荡出飞溅的池水，把站在岸边的人们浑身上下都给湿透了。这些人多数在惋惜仇总英年早逝的几天后便渐渐觉得无所谓了，因为衣服湿了回家再换一套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而对于少数人来说则从仇平稳的逝世里看到了自己面前的曙光。
韩水平就是少数站在岸边、穿着湿衣服却感到舒服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与仇平稳有多大的成见和过节，而是长期担任副职受到体制的压抑所致，他相信这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种感觉肯定在十有八九个单位的副职们身上都有，目前的政治体制造就了天下的“一把手”们谁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一手遮天，即使是胡作非为，甚至是贪赃枉法，副职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大气不吭。正职和副职就像是鸡蛋石头的关系，如果哪个副职命好遇到开明的一把手，人家吃喝嫖赌全报销后，还给副职们留点喝汤的机会；而遇到霸道的一把手，那可能把副职们当儿子、孙子对待，要是副职胆敢惹恼一把手而被他们整起来的话，不知要比封建家长厉害多少倍。海山市档案局曾发生过一把改锥闹出人命的悲剧。那是在一场沙尘暴过后，副局长办公室里的门窗被风刮坏，此时一把手在省城开会，他便自作主张地买了一把改锥，自己亲自把办公室维修了一番。后来，他拿着买改锥的发票找局长报销，局长对这种擅自做主、随便购买物品的作法十分不满，考虑到这次如果报销了改锥，说不定哪天另外的副职们得寸进尺地敢拿着“瑞士军刀”的外币发票来报销，于是局长拒绝了报销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两人激烈的争执。情绪激动中，失去理智的副局长恼羞成怒地拿起改锥向“一把手”捅过去，瞬间酿成了一幕可悲又可笑的惨剧。说千道万的，一把手权力的无限膨胀完全是现行体制给予的，在这种体制面前，能混到副职的人大概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人生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韩水平早就明白，面对性格温柔、为人善良的仇平稳他没有啥不满意的，且为遇到这样的一把手而庆幸。可如今他像前面说的那些有定力耐心排队等待上厕所的人，看到了洞开的厕所大门自然没有不去竞争总编的道理。对于这个位置，韩水平的理解是虽说报社总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官，但同样有很大的权力，只要拿起大笔在发票上轻松地一挥，那几百上千元便能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人民币了，这样的诱惑对于出身贫寒的他来说远要比什么章子怡、巩俐和张柏芝、宋祖英们的诱惑力大得多，美女的诱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假如住在偏远落后的海山人日谋夜算着要和大明星们接个吻，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而搞到手的钱却是实实在在可触摸、可享受的好东西啊！当然，钱这个东西，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否则再有多少那也只是一些纸片啊！
韩水平出生在海山市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亲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搬运工，从不知道性快感的搬运工半辈子吃苦负重，为的是能够有老婆传宗接代，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上一遭。熬到快四十岁时，积攒起几千块钱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介绍从郊区讨回一个身体健康只是脖子歪了40度的女子做了老婆。平民家庭同样有他们的幸福，两人的能量释放过后不久便有了韩水平。在贫穷加苦难、缺乏知识氛围的家庭里长大的韩水平从小品咂着人生的苦难却造就了他发达的头脑，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得出了“苦难很可怕，活得要体面，钱是好东西”人生的三点感悟。幼小的时候他便明白要改变这种尴尬处境，惟一的出路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自古华山的一条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懂事而不聪颖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愤读书一步步熬煎着走了过来，高中毕业插队一年后正遇到“教育回潮”，便登上了七十年代初和“张铁生”们一起赶考的班车。大学里上的是政治教育系，虽然整天批判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他从搬运工父亲的身上读懂了孔子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山日报社的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最基础的校对干起来，夹着尾巴做人，熬啊熬，熬啊熬，经过漫长的十几二十年终于熬到了副总编的位子上。凭他十万分的细心再加上丰厚的阅历，由他分管编辑报纸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关于这一点仇平稳也多次给予肯定。当然，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时间长了难免也会出点差错，那次报道全市农业工作会议的消息稿中，采访记者把市里调整产业结构准备种植30万亩经济林错写为“3000万亩”，然后是编辑、部主任直到在韩水平这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