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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华夏先民的性格绝对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样勇敢智慧，强悍进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华夏这片世界最大的温良敦厚肥沃的农田里，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来了。古代中国广阔深厚的农田，是软化驯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温柔之乡。
吉普进入边防公路以南的草场，草已矮得贴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秃秃的练车场。杨克将车开出土路径直向黑石山驶去。
陈阵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黄河流域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惟一发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内蒙草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有人类活动。著名的“大窑文化”的历史久远性令世人吃惊。大窑遗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有一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后长达几十万年。遗迹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的遗迹还早10—50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内蒙的古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距今为止，在内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0多处，而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形状和彩陶风格，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区别。
还有，在西北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80—60万年，也比北京猿人的历史久远。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远古北方人。在远古时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丰茂，气候湿润，适于人类生活。草原的远古人类过着狩猎、游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黄泛区”，许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由黄河输送泥沙而堆积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黄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类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类史更久远，中原的原始先民来自于西北高原和草原。
中国草原先民必定以他们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以及流动扩张的特性，慢慢进入和开发中原，并持续深刻地影响了中原部族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出身于西北游牧族，据传说，炎黄二帝都出自于远古少典部族。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古羌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华夏汉人的祖族之一。西羌族性格刚烈勇猛，这就不是传说了，而是事实。《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这几句评语真是太精彩了，简直就是在说狼，也是对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因为只有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才宁肯战死，不愿病终。这段记载和评语极为准确生动地抓住了西羌族和中国游牧民族的共同本质性格特征——狼性性格；也敏锐地指出了西北游牧民族的性格的来源——“同之禽兽”，也就是同之于猛禽猛兽、同之于草原雄鹰和草原狼；而且又指出了中华民族的金行之骨气志气的产地——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区。我真为汉人的先祖有这样“坚刚勇猛”的性格而感到自豪和振奋。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古老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她不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还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华夏祖先羌人的游牧血统的胎记，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的审美观。咱们俩都当过羊倌，能够体会这种美感。羊肉是牧人的主食，把一群羊羔养成一群大羊，那心里是多美啊。“羊大”也是草原狼的审美观，当一条大狼猎到了一只大羊的时候，那它就美得乱哼哼了。如果汉人的先祖是农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远古选美选大羊，现代选美选美人，但是美字本身依然是“大羊”。
羌族的伟大在于她的刚强性格和超人的智慧，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她的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咱们还是回到炎黄时期，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与炎帝族发生激烈冲突，开始务农的炎帝族被凶悍的蚩尤九黎族不断进逼，“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更加强悍的黄帝族共同作战，在涿鹿大败九黎族，并把九黎驱出中原。黄帝族后来又打败炎帝族，并把炎帝族挤到长江流域，才正式进入中原定居。再往后黄帝族又与炎帝族联合，共同抗击南方蛮族。
我认为黄帝族之所以能够战胜蚩尤九黎族是有其民族性格根源的。这是因为当时黄帝族仍是游牧族。《史记·三皇本纪》的注释说：“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一族。既然炎帝族起源于西戎羌族，那么黄帝族也起源于西羌和西北高原。史书记载，传说中的黄帝族发源于西北游牧区，活动范围在西北，主要功迹和事迹也发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