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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的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败、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