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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何总参谋长，由中国方面最高统帅主持会议，其夫人宋女士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中国方面的最高统帅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此时仍然在打着他们的小算盘，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最高统帅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
随着中国和英国，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苏俄立即削减了对华援助。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因此减少对华援助是安全的。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大战将会刺激革命的爆发，苏俄计划观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来衡量“帝国主义战争”在催化中国社会内部变革方面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加强南方作战的进攻能力，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参加南方军的作战，另以驻上海的第4师团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这时在中国战场上，除关东军外，日军尚有21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占日军陆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其作战方针是：“与帝国海军协同，保持现在之态势，同时扫灭美英在中国的势力，使用政略、谋策，努力对敌压迫，以使中国屈服。”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其主要内容与1940年7月23日大本营下达的“大陆命”第439号命令的内容大致相同。但由于形势的发展，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有下列变化：
1．原来赋予汉口地区日军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由于兵力减少，现在降为“摧毁敌人的抗战力”。
2．原来赋予华南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由于攻占了香港，现在改为：“第23军1941年7月5日，“华南方面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23军和第25军。第25军进入越南、广州地区后改为第23军。应确保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地的安定”。
3．原来赋予陆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现在降为“主要应协助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作战，其次可临时协助第13军作战，并根据需要担任要地防空”。
4．特别强调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命令指示：“加强对敌封锁的方针”，“重要资源的开发及军在现地谋求自给的问题，成为今后战争指导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命令规定：“在必要的地点适当地构筑封锁线，禁止货物流通；在占领区的主要城市，须严厉取缔货物流到敌区；在主要通道及兵团间连接的空隙，要特别注意防止物资流到敌区；须确保占领区内的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获取和运输；军应加强当地的自给自足措施，积极地获取和利用占据地区内外的资源”等，以达到“以战养战”，使华北“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与日、满共同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任务”。
原本随着日军南方军的大举南下，日军大本营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从第11军抽出第21、第33、第5、第18等师团及其他军直属队、航空部队，另外第11军的第4、第6师团要集中在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在武汉地区，适当整理襄西、岳阳、赣北附近等地的兵力，收缩作战区域，在确保武汉周围要地的同时，集结若干预备兵力；若苏联参战，首先从华北方面调用3个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出第3师团和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另为该地区增加1个混成旅团。
阿南惟畿此时自然不情愿大幅度收缩作战地区，白白放弃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其直接领导中国派遣军也不甘心，而且他认为，收缩第11军的作战地区，应依南方军的作战成果而定。
在经过和东京大本营的一番讨价还价以后，日军大本营经过研究，于11月6日正式通知第11军：除第4师团外，不抽调第6师团，并于1月中旬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同时，第11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畿在接到大本营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并在其当天的日记中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当时的心情。
11月8日，第4师团奉命脱离第11军的作战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准备在上海附近集结。11月18日，中国派遣军命驻太原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到武汉地区，受第11军指挥。
12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575号命令：大本营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在攻克南方主要地区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必须确保从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岳阳、吴城之间。
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仍执行其原来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正式向香港发起进攻。
同日，最高统帅命令在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开始南下，准备策应香港方面的英军作战。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参谋长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第9战区应采取的策略。在这次会上，阿南惟畿训示其属下说：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要整备进攻的态势，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
12月12日，日军第11军得到了第9战区部队一部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长木下勇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理由很简单，但又很站得住脚：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的作战。
12月15日，第11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作战发起的时间定在12月22日前后，作战期限定在两周左右。阿南惟畿清楚，在目前日本战线拉得如此广大的时候，大本营对于中国这个泥淖已无能为力，失去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信心，要扩大战场，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他的设想是：以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部很快就批准了日军第11军的这个作战方案。同时，命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
根据阿南惟畿的作战计划，日军预定使用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属“华北方面军”第1军，驻太原。因第11军的第4师团调整至上海为大本营预备队，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又调至宁波接替参加南方军的第5师团，第11军兵力不足，临时由“华北方面军”调整而编成。，独立第65、第95大队（外园支队）及军直属工兵队、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计8个步兵联队（25个步兵大队）、2个骑兵联队、2个野战炮兵联队、2个山炮兵联队、1个野战重炮兵大队、2个独立山炮大队、3个工兵联队、3个辎重兵联队等，共约7万人。
日军准备动手了，对面的中国第九战区也没有闲着。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
11月17日，薛长官在长沙召开战区官兵代表会议，就有关训练、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
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长官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另外，对于如何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选定决战地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