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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些肩负着重任，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中国士兵表达我的敬意。我认为，中国士兵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吃苦耐劳、诚实正直、坚忍不拔的伟大品格。他们备受艰辛，而从无怨言；他们听从调遣，而毫不犹豫。在他们质朴而坦诚的头脑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正在创造着一项英雄伟业。中国士兵所求甚微，却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史迪威的这些赞美之词并不是言不由衷的客套，他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士兵抱有美好的朴素的感情。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更加痛恨他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和军队高级指挥官的自私、专横、贪婪和昏庸。
7月19日，史迪威通过军委办公厅主任商上将，向最高统帅转交了他精心拟定的关于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其主要设想是；以英军3个师、华军2个师、美军1个师为第1路，从印度阿萨姆邦向曼德勒出击；以华军20个师为第2路，从中国云南进攻腊戍；两路会合之后，挥师南下，攻取仰光；以英国海空军为第3路，进攻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为实现这一计划，他还要求最高统帅立即向云南集中30个师的中国部队，以便进行整编、更换装备和组织训练。
美国政府得知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发生冲突的情况之后，采取了支持史迪威的立场。罗斯福总统授权马歇尔起*了给最高统帅的回电，电报由当时在美的宋部长负责转交。回电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根据美中双方换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
宋部长被罗斯福回电中的强硬态度惊呆了，他不敢把这封电报如实地转交最高统帅，竟擅自对电文的内容、措辞和G言作了修改，而马歇尔却把原件的副本直接发给了史迪威。这样，史迪威从总统回电的原件中，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支持；而最高统帅却从宋子文删改的回电里，误以为罗斯福对他作出了让步，两个人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面对着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分别发来的充满火药味的电报，心里感到忧虑和不安。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他从许多不同的渠道得到报告，指责最高统帅把大量的租借物资中饱私囊或囤积起来，用以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和其他政治对手。只有严密地监督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才能保证这些对华援助全部用于对日作战。但是，他也不同意史迪威提出的以租借物资为手段，向最高统帅施加压力的办法，担心这会彻底地激怒最高统帅，使他真的脱离同盟国阵营，与倭国单独媾和，这当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为了协调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关系，罗斯福决定派他的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到中国去。
7月20日晚，柯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到达重庆。他分别向史迪威和最高统帅了解了情况，并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话。
问题的症结十分明显，造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最高统帅，他拒绝承认史迪威作为美国代表的地位和职权。最高统帅声称，他根本不知道宋部长和史汀生就史迪威赴华使命达成的换文；柯里还发现了宋部长在罗斯福回电上做的手脚。他就此向最高统帅作了详细的说明，指出：“史迪威来华的双重身份和任务，以及管理美国租借物资的权力，是由史汀生和宋子文共同商定的，并且有正式换文可据。宋部长不将换文的内容向最高统帅报明，又不将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立场的电函如实转交，使得最高统帅不了解美方对史迪威职权的基本态度，这些并不是史迪威的责任。”最高统帅听后，不得不表示他“不反对”史迪威的双重地位和任务。
关于撤换史迪威的问题，柯里对最高统帅说：“史迪威将军在美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马歇尔参谋长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如果最高统帅认为史迪威没有在华的必要，马歇尔可以把他调往别处，担任其他的指挥任务。不过，这必然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同时，任何继任者都将享有和史迪威相同的职权。”最高统帅表示，是否调回史迪威，全由罗斯福总统定夺，他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柯里要求最高统帅对史迪威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表明态度。他认为，只有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路，美国的租借物资才能大量地运往中国；同时，只有中国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更充足的理由要求美国扩大对华援助。柯里保证，如果中国能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他将说服罗斯福总统满足关于提供500架飞机和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8月1日，中国军委会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式通知史迪威，“中国政府完全同意收复缅甸的计划”，并答应在滇西和滇南部署20个师的中国军队。
最后，柯里建议最高统帅重新召见史迪威，言归于好，并同意让史迪威和他一道去印度，以便安排中国驻印度部队的训练事宜，同时，与英军商讨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8月3日，史迪威和最高统帅在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后，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柯里调解的成功，暂时缓和了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矛盾，但却也使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产生了一种错觉。在他看来，最高统帅并不是那么顽固和不可理喻，只要耐心地说服和劝导，他还是可以做出妥协的。这种错觉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两人冲突的看法。他更多地把这场冲突的责任归咎于史迪威刚烈的性格、暴躁的脾气、孤傲的态度和尖刻的G言。柯里是常在罗斯福左右，并且深得信任的人物，他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对美国总统产生重要影响，这无疑给史迪威埋下了一个潜在的危险。
8月4日，最高统帅夫妇在黄山别墅举行宴会，为柯里和史迪威离华赴印饯行。孔院长夫妇和被称为民国国母的孙夫人出席作陪。
宋氏三姐妹非常难得地聚在一起，史迪威在日记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对这三位著名女性的印象。“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锐，亲切和蔼，文雅嫡静，沉着自信，细心周到，穿着十分得体。”“蒋夫人聪明伶俐，行动果敢，总想把事情赶快做完，希望自己是个男人。思想不深刻，但理解问题很快。非常直率、开放，但是……易于冲动，急躁鲁莽。”“孔夫人灵活圆滑，但缺乏个性。对目前发生的情况不置可否，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只想让别人为所有的事情操心。”
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粗心的武夫，他对交往对象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深刻，并且总能比较迅速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他对宋氏三姐妹的描述是很贴切的。同样，最高统帅暂时作出的缓和姿态，也无法改变他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形象：“他可以超越逻辑和理性，凭着自己的‘直觉’随心所欲；他无视通常的规则和程序，却大谈什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他被表面现象和过时的经验所迷惑，突然地变来变去；他顽固至极，拒绝和别人讨论问题。……他不肯前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加强。”很明显，最高统帅在史迪威心里的印象是越来越差了。
两天之后，史迪威和柯里一同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柯里为他“成功”的调解洋洋得意，而史迪威却无法相信最高统帅的那些口头允诺。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最高统帅又会突然变卦，但他完全没有料到，接踵而来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最高统帅，而是来自他的本国同胞。
史迪威离开重庆来到印度，送走劳克林·柯里，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德里有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由赛伯特准将负责这里的日常事务。在中缅印战区任职期间，史迪威经常来往于新德里至重庆之间，有时还要视察卡拉奇的后勤港口、阿萨姆邦的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在昆明的空军司令部。这个战区虽然没有多少美军部队，但从东到西竟分布在长达4500多公里的战线上。
8月15日，史迪威处理完新德里司令部积压的各种文件之后，立即赶往为中国军队建立的兰姆加尔训练中心。
兰姆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西约300多公里处，是印度比哈尔邦兰契市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旧兵营，原来曾用作关押从非洲战场捕获的意大利战俘的战俘营。整个营地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营房可供大约2万人居住，还建有各种训练场、两个轻武器射击场和1个炮兵射击场。
经过同英方的反复交涉，韦威尔终于答应把这里用作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双方还达成协议，由英国人负责这个营地的食品供应，并提供印度卢比作为受训官兵的军饷；美国人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
当时，从缅甸撤打退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已经先后集中入营，番号也改成了“中国驻印军”。经过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罗尤青为副总指挥。赴印之前，史迪威听说这支部队共有1。2万人，但实地点验却只有9000多人。孙仲伦的新38师有7000人，廖建楚的新22师只有2000多人。这9000多中国官兵成为兰姆加尔训练中心的第一批受训部队。
到达兰姆加尔之后，史迪威视察了营区部队和训练场地，第二天便召集美军负责各门课程的主任教官召开会议，健全了训练机构，制定了训练计划。这些对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经验、被称作“训练天才”的史迪威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他任命博特纳上校担任驻印军参谋长，麦凯布上校担任训练中心主任，并抽调一批优秀军官担任步兵、炮兵、装甲兵、战术、后勤等课程的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