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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大大超过你现在的状况”。史迪威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要最高统帅能改变他那种消极的顽固立场，他很愿意给以积极的合作。随着最高统帅态度的变化，史迪威和最高统帅的关系也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10月14日，最高统帅在收到罗斯福对他三项要求的答复之后，正式交给史迪威一份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并约史迪威到他的官邸一同就餐。最高统帅不仅同意派印度和云南两个方面的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而且同意由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驻印军，并提出云南方面的中国军队可以由10至15个师增加为15至20个师。但是，他又表示，英国和美国必须向孟加拉湾派出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并在仰光实施登陆作战，他坚持以此作为反攻缅甸的先决条件。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服韦威尔，让英国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第二天，史迪威便兴冲冲地飞往印度。为了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并不和睦，甚至相互猜疑和戒备的盟国协同一致，史迪威采取了两边“扯袖子”的办法。他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我跑到重庆拉拉最高统帅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打算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尔奇（韦威尔）的袖子说，最高统帅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军队勇敢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忧心仲忡。他们担心这会威胁英国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甚至还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韦威尔列举种种困难，表示了消极抵制，并制造借口反对中国继续向驻印军空运补充兵员。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求援的急电，他认为英国人的态度将会“毁掉我们的一切工作，激怒中国人，危害未一来的所有合作”。马歇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英国施加影响，韦威尔终于改变态度，有条件地原则同意了反攻缅甸的计划。
史迪威立即返回重庆，于11月3日同最高统帅夫妇、宋部长等人召开了讨论缅甸作战的会议。最高统帅又一次作出了一系列使史迪威感到“惊讶”的积极态度。他同意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向云南部署15个师和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并同意由史迪威来挑选这15个师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提出再向印度增派1个师，参加兰姆加尔的训练，作为驻印军的预备队。同时，他也再次强调，如果英军不能在孟加拉湾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的日军北进增援，他就将不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作战。尽管如此，史迪威仍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
中国方面关于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确实在积极地进行，史迪威的情绪也渐渐高涨起来。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到英国佬和中国人的许诺。并且开始了行动。如果我们能在韦威尔的屁股底下点上一把不灭的火，并能掌握这边的指挥和训练，这件事就会办得漂漂亮亮的，真是太棒了。由于所有的人都说这事不可能，我自然要努力把它办好。”11月22日，他致电马歇尔，认为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因此，美国应当履行自己关于增加对华援助的承诺。
但是，当时美、英军队正在忙于北非作战，准备向德意非洲集团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以解决非洲的战事，短时间内很难大量增加对华援助。马歇尔给史迪威发来电报，只答应提供现有的租借物资，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史迪威感到愤愤不平，他无法用这样一点点物资去抚慰中国军队作出的反攻努力，这或许还会招来他们的嘲笑。他甚至有些同情最高统帅的艰难处境，“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只木筏上，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救援的船只却离我们远去”。在发给陆军部的回电里，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如果美国就是这样“支援”中国军队的话，那就再不要提什么“支援”两个字了。他要求尽快向中国战区提供2个战斗机中队l1个轰炸机中队和50架运输机，并把每月向中国空运的租借物资从3500吨逐步提高到1万吨。马歇尔为满足史迪威的要求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同意增加中国的空军力量和物资援助，并保证把史迪威的要求放在仅次于北非战场的优先地位。他在发给史迪威的复电中说：“我已看到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
第二部
第二百五十六章 … 暗流涌动（四）
但是，就在反攻缅甸的准备刚刚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向来就极度自私和傲慢的英国人的突然变卦又一次让史迪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11月下旬，英国人就已经考虑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规模，他们提出由英军夺取缅甸西部的若开山、钦邦山和加列瓦一线，并袭扰日军的后方。很显然，英国的目的只是想为保卫印度构筑前进阵地，并不想收复整个缅甸，他们也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中国这个曾经的东亚领导者在东南亚地区恢复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领导地位。12月7日，韦威尔上将正式提出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12月13日，史迪威再次飞往印度，力图劝说韦威尔上将改变主意。在多次的谈判当中，韦威尔上将一味强调目前的各种困难，故意设置各种障碍，并表示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坚持要到1943年11月以后再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华盛顿也向伦敦施加压力，以使英国政府督促驻印英军给予积极配合。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主要注意力也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不肯作出让步。
史迪威扫兴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仍然希望中国军队能单独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势，以打通从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到中国云南的地面交通线。同时，沿此线修筑一条已在筹划当中的中印公路。若能实现这一计划，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战区的状况。他向宋部长递交了一份又一份备忘录，并对最高统帅、何总长等人进行游说。除了向他们说明夺取缅北对中国的重要利益外，他还强调地暗示，如果军队不采取积极行动，华盛顿可能会对中国战区“是否还值得美国继续投入人力和物力表示怀疑”。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取得效果。
12月28日，最高统帅致电罗斯福。他表示，由于英国未能按照原定条件在孟加拉湾部署足够的海空军力量，还要把原定的准备用于收复缅甸的陆军部队从7个师减少到3个师。因此，中国方面不得不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罗斯福能敦促英方加紧调集海空军力量，以共同担负起收复缅甸的责任。
接到最高统帅的来电后，罗斯福焦急万分，随即于1943年1月2日通过史迪威发去了复电。他强调指出，打通缅甸的地面交通线比夺取整个缅甸更为重要，并允诺将尽快把这一问题提交同盟国最高机构予以讨论。他劝告最高统帅，在他直接与丘吉尔首相磋商，做出有关此事的最后决定以前，不要匆忙地单方面作出放弃作战的最后决定。
最高统帅并不需要罗斯福和丘吉尔作什么磋商，既然美国仍能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提供援助，他就绝不愿比英美付出更多的代价去打通所谓的地面交通线。对此，史迪威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以停止援助、收回租借物资、撤退美军人员相威胁，才能迫使最高统帅遵守诺言。他起*了一份“最后通牒”，并且发给了马歇尔。“如果乔治同意，就由华盛顿发给中国。”他断言，“如果美国不够强硬的话，我们就只能使自己落入‘花生米’的控制之中。”但是，马歇尔不能违背罗斯福总统规定的政策，没有采纳史迪威的建议。
1943年1月8日，最高统帅再次致电罗斯福，正式拒绝在预定时间发动缅甸作战。他认为：“收复缅甸的行动必须是地面部队和海空力量的联合作战。除非海军能够阻止或牵制缅甸南部的日军，否则敌人就将迅速集结起来压向缅北的我军。……因此，我军在缅北的作战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如果中国军队再次在缅甸遭受失败，那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他提出，缅甸作战，必须推迟到秋天的下一个旱季才能进行。紧接着，他又强调了陈纳德的空中作战理论，而且几乎是按照陈纳德的原话说，“在中国进行的空中打击具有极大潜力”，“空中攻势将为最后的总攻做好直接准备”。
史迪威当天是从最高统帅的小舅子宋部长那里得知的这一消息，最高统帅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他。尽管他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美国驻华代表，他还是觉得最高统帅仿佛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可以随意摆布的小卒子，总是独断专行地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沮丧，他本人费了许多心力精心准备了近半年的作战行动，突然便被搁置起来了。他在日记中把1月8日这一天记成了“黑色的星期五”，并写道“英国佬得逞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现在他们想推卸责任，中国人也要撒手不管，让倒霉的美国人去勇往直前、艰难奋战吧！”
几天以后，史迪威得到了美国政府授予他的一枚“优秀服役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上一年4月冒着炮火亲临缅甸前线指挥作战的英勇行为。但是，这也难以排解他心中的郁闷。他深深地感到：“迎着枪弹勇猛冲锋而牺牲，或许是一种解脱。我宁愿和士兵们一起战斗而长眠在大地上，也不愿卷入现在这种勾心斗角和讨价还价之中。”作为一名勇敢、刚毅的军人，他是那样渴望战斗，但是，中缅印战区复杂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