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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人称“玉帅”的吴子玉大帅的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经扶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率领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经扶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经扶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经扶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经扶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刘经扶率残部再次往南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其带领部队疯狂撤退的速度居然比全力尾追的日军的前进速度还要快，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此战之后，刘经扶“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更有甚者，刘经扶甚至险些把白总长的座机击落。最高统帅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作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防开封的刘经扶为了让街面肃静，竟然发假的空袭警报，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总长的座机先到，被自己防空部队的高射射击。受到意外袭击的白总长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这位刘副司令长官才想起自己尚未通知防空部队。
他在抗战里的糟糕表现，使他遭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时正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最高统帅并非不信任刘峙，他很清楚这个人别的也许不怎么样，但是对他是绝对忠实。同样，最高统帅也深知此人的无能，他对何总长的推荐十分恼火，当面斥责说：“怎么能拿如此严重的形势开玩笑？在这样的危机里你怎么还要玩弄手腕？”国军才在缅甸被打得灰头土脸的跑了回来，好不容易自己才下定决心要重整部队打回去，要是把部队交给这样的一个人统帅，那与把这些部队送到倭国人嘴边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为了打消各种势力对远征军指挥权的觊觎，经过了通盘考虑的最高统帅还是决定选择陈辞修。
由于这些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史迪威对陈辞修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抑制何总长的一个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陈辞修从湖北前线回到重庆。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部长一起，同陈辞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研究远征军的整编和训练计划。会议延续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经过4天的会议，史迪威对陈辞修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这个人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肯定将掌握指挥权。他对美国的援助表示称赞，同意采取行动，而且不做官样文章。如果陈辞修确实接受我的观点，如果那些坐办公室的讨厌家伙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别来插手的话，我们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会议纪要，史迪威与宋部长、陈辞修“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远征军将由中国将领指挥，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训练中心设在昆明，拟开办步兵、炮兵和通讯3个班次，每期训练时间定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讯班150人。他们还提出了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准备交由最高统帅尽早定夺：第一，作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辞修对远征军是否有绝对指挥权？第二，最高统帅能否立即下达部队集结和开训的命令？第三，这些部队何时能够完成集结？第四，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月28日，史迪威将会议纪要和拟定的训练计划送交最高统帅，并附上了一份自己写的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指出：“‘这是我们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的好机会，还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稳定。武器就会运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个师的训练计划能够完成，并将这支部队用于进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为第二批30个师请求装备。……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机遇得到尽可能多的美国军事装备的最高统帅很快就大致同意了由史迪威、宋部长和陈上将三人商定的计划。
史迪威对事情取得的进展感到比较满意，他从内心里也很乐意为中国战区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1月31日，他致电盟国军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国战区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2万挺轻机枪，1．35万挺重机枪，3650门追击炮，360门75毫米榴弹炮，360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150毫米榴弹炮，300门40毫米高炮，120门90毫米高炮，2万辆卡车和每月3500万发弹药等等。
为了做好训练准备，史迪威将由自己挑选出来的美军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随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担任代理参谋长，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负责训练计划，包瑞德上校负责美军人员的行政事务。
2月17日，最高统帅正式命令，任命陈辞修上将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陈辞修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23日，中国方面确定了参加整训的部队番号，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和新编20军，共12个军加5个师。这些部队既是当时中国军队里的精锐，同时又出自不同的派系，既有中央军里何部长和陈上将的派系，又有东北军和滇军的部队，考虑到各方面势力的平衡。这个数量不但满足史迪威的要求，而且还超过了他制定的整编计划所提出的数量。史迪威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参加整训的34个师，共有24。7万多人，按照每师1。3万人的编制，尚缺额19。5万多人。当然，这方面的事情也不能把责任全部由重庆国民政府来承担。在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后，前线的各作战部队大多都不同程度上有损耗，而国军当时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预备役和征兵制度，这直接导致了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不能做到满编制。当时，一个国军步兵师平均兵员数量是8000余人，和额定的数额差得很多。
为了满足老头提出来的整编计划的要求，中国方面答应从4月份开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补充完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也成为了后来史迪威一直抱怨的一件事情。
刘建业带领自己的部下，不远千里，翻山越岭，经过长途的跋涉，终于在2月底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
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开滇，在今晋宁一带筑城置都，建滇王国，延续300年之久，昆明成为我国西南地方政权较早的古都。公元前109年（西汉），汉武开滇，拓疆至云南，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益州郡，昆明为该郡所辖二十四县之谷昌县。蜀汉时期，诸葛亮率兵南征克益州郡并更名建宁郡，至隋改为昆州。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在此筑拓东城，设鄯阐府，并辟为“东京”、“上都”（陪都），长达490年。公元1275年，元朝设云南中书省，设中庆路，昆明县为中庆路首府，将云南的统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昆明由此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曾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壮丽的大城”。明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沿至清末。明清时期，清兵入关攻占北京，张献忠余部退至昆明，推行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左右全国局势达12年。南明时期，昆明成为桂王永历政权的“滇都”。清末时候，云南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的号召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总统意图推翻民国，重建帝制，使自己成为新的皇帝，此时的云南滇军部队在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护国战争，一路势如破竹，迫使刚刚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放弃帝制，不久就呜呼哀哉。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云南的滇军都是一支有着不小力量，令人不可小视的武装。滇军在昆明建立的主要为滇军自己培训军事人才的讲武堂，也成了民国各地方势力建立的军校里历史最久，名声最响，存续时间最长的军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最高统帅在首都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抗日御侮大计。会上，曾经以不抗日的罪名长期对最高统帅口诛笔伐的云南省龙主席主动提出请调本省部队开赴前线参加抗战。滇军部队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在旧日的北伐军最早的几个军里，由服从广州政府的云南部队编组成的第3军就很擅长山地作战，这一点为最高统帅所倾心，当即就给予中央军序列六十、五十八军两个军番号。龙主席在回到云南以后，将其原有直属部队4万余人暂编为3个师，组成第60军。第60军于1937年重阳节在昆明誓师出发，徒步行军1000多公里，经贵阳到长沙。最初，统帅部把60军由浙赣路运往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先头部队到浙江兰溪，南京已经失守，又车运九江改乘轮船到武汉，后开赴孝感、花园、武胜关地区整训待命。
在台儿庄会战期间，正在武汉整训的滇军六十军被划归第二集团军序列。在整个台儿庄会战期间，滇军用血肉之躯抗击了敌人凶猛的进攻，前面的打光了，后面的又勇敢地冲上去。滇军中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只有战死。阵亡的第一八三师旅长陈钟书，在军中素有勇将之名，此次出征，就常对战友们说：“数十年来，倭国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