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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皇家海军后，蒙巴顿先后在“雄狮”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复仇”号等战列舰任初级军官。1927年起在地中海舰队任无线电通讯军官，有过20多项发明和改进措施，工作极为勤奋。1934年，他出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担任“凯利”号新型驱逐舰舰长。二战全面爆发后，蒙巴顿指挥“凯利”号驱逐舰参加了克里特岛海战，击沉了德国“凯克”号等舰艇多艘。1941年5月，“凯利”号驱逐舰被德国飞机击沉，但蒙巴顿幸免于难。
1941年10月，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并指示他为进攻欧洲的登陆作战和而后向大陆推进的作战提出指导思想，训练两栖作战部队。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部队对法国西北部的迪耶普港实施了试探性袭击，这次登陆行动虽然失利；但为后来盟军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丘吉尔、马歇尔等人致电蒙巴顿称：“我们知道登陆作战的妙计和这次冒险的成功，都与你和你曾领导的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人员的努力分不开。”
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宋部长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显然，蒙巴顿也早就知道这个他名义上的副手以尖酸冷刻著称于美军，刻意的尽量保持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10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最高统帅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3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最高统帅在宋部长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最高统帅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最高统帅夫人和大姐孔夫人一起找到最高统帅，坚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两位宋女士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上将，让最高统帅的夫人宋女士亲自担任权力巨大的军政部长。同时，他们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女士和最高统帅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尽管，两位宋女士的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几乎没有人能够搞得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有了两位宋女士的坚决支持，史迪威的地位至少暂时稳固住了。
另一方面，蒙巴顿上任10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0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最高统帅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最高统帅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0％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供应，从1942年4月起，国民政府控制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数量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最高统帅。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倭国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是，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已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帅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最高统帅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倭国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首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倭国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3G文学网，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胄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参谋总长何上将代表最高统帅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3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诸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上将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蒙巴顿刚刚起床，宋部长匆匆来访，并且转告他最高统帅打算今晚上举行首次会晤。蒙巴顿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内心盘算着见到那位中国最高统治者时，应当说些什么和不应当说些什么，怎样才能既减轻他对英国抱有的不满情绪，又能适当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紧接着，当天下午，蒙巴顿就和史迪威进行了长谈。蒙巴顿虽然对史迪威的刚烈乖戾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忧虑，但他刚到一个新的战区任职，正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副手协助，因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同意先由索默维尔去劝说最高统帅改变主意，并要他传话给最高统帅，如果一个指挥了中国军队近两年的军官在作战的前夜被调走，这将使他无法使用这些军队。
最高统帅的黄山别墅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市区10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弯弯河流。抗战期间，最高统帅一般都在这里会见来访的外国军政要人。
他向来对英国人不抱好感，这大概是北伐战争时他的兵锋首指英国支持的吴大帅和孙大帅而结下的积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与英国同样对日作战，最高统帅蛮以为中国做为同盟国家可以获得跟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上次韦维尔访华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他觉得受到了污辱，至今仍记忆犹新。
韦维尔那次访问重庆是在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