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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但是，随着局势的恶化，高级军官们越来越直接地提出对志愿者的需求。九州一个飞机场的指挥军官召见了40个飞行员，告诉他们已经受命组成一个神3飞行队。他说：“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自愿地参与这次任务，但你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军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被请求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做事的时候全都是服从命令。由于被这请求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志愿参加了行动。
在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诗歌、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见神3精神的疯狂沸腾。在他们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至于对美国人的仇恨，或者对一场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战争的绝望等等，都远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责任支持着神3队员们度过他们最后的那一小时，一位海军军官主动地去执行死亡任务，尽管他预见到曰本必败无疑。他说：“一个男人必须尽忠报国。”
许多神3飞行员都把他们的牺牲看做一种对文化欠债的偿还。山口辉乃在就要出发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曰本式的生活实在是美丽极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结晶，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些美丽高贵的东西，真是一个荣幸。”贝实进写道：“我无法用G言表达对我慈爱的双亲的感激，是他们把我养育照管**。那么我就以一点绵薄之力来报答天皇陛下给予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飞行员们以斯巴达式的单纯方式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几天。他们没有沉迷于酗酒吸毒，而他们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们带着花束或者樱花来为他们进行正式的送别。从他们最后写给亲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最后飞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们精神勃勃，急着出发。
神3精神被当作了每一个平民的榜样，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歼灭战中遵循。在濑户内海边的山里挖掘弹药坑的少年长柄进，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反复地想的就是“怎样去抓住一个敌兵然后死掉呢”？另外还想到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后要去的西方乐土？”
有千百万的曰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曰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曰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宫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曰本不能以一个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出战争，那么曰本不但会被盟军最终击败，而且，作为曰本这个战败国的国家元首，甚至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首席战犯，他很可能会被送上由战胜国组织起来的国际法庭，以战犯的名义被处决。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曰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曰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曰本的生活方式”，曰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曰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曰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海军大将都支持近卫公爵。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公爵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少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曰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曰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大佐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曰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曰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曰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曰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大佐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曰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大佐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曰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大佐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曰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曰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1945年1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