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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建业的想法里，日本民族性格中有很大程度的反人类特性。
日本的几个岛，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震频发，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极其恶劣。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日本人畸形、变态的民族性格，包括极端自私自利、蛮横不讲理、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等等。认真分析一下，不难理解这个过程，一场大地震过后，幸存的日本人，亲手埋葬了自己死去的亲人，望着一片变成废墟的家园，而其他国家（主要是对面的中国）却是歌舞升平，衣食无忧，一片祥和的气氛，当他脑海里面有这样的景象产生，心里面的不平衡心理就产生了，产生这样的念头：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以便使自己过得更好，如果谁敢反抗，就杀掉谁。经过一场又一场地震，这样的心理日积月累，普遍存在于日本国民心中，而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逐渐地上升为日本的民族性格。日本这样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东西都抢过来，而要这样做，他会把其他国家的人都杀掉（或者变成奴隶这种毫无反抗能力的人）。这就是日本民族性格当中的反人类特性。
有人说，日本人讲文明、守纪律、讲卫生、讲公共道德，是一个有礼貌的民族。其实许多中国人都知道一个近乎公开的秘密：日本人穿上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文明人，当穿上军装他就是一个禽兽，是一个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衣冠禽兽。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守纪律的，要排队的地方他从不插队。在战争中他同样守纪律，他的上司叫他杀一百个人，他不会只杀九十九个；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讲卫生的，他从不会随地吐痰，在战争中他同样讲卫生，当他的武士刀沾满血迹，他会把刀擦干净才插回刀鞘。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讲公共道德的，他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战争中日本人还是讲公共道德，他同样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他只是会和另外一个日本人在一起，品着茶，下着棋，不时讨论一下两个人谁杀的人多。
著名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中对日本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太善良了，见日本兵这样自觉悔罪，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的心情。日军是否“矫枉过正”？这就是日本人，在没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们是尽职的军人，无比冷血，为取乐可把婴儿挑在刺刀尖上。一旦服输，又即刻成为低眉顺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谦和有礼，更以自动饿饭来弥补无心之过，世上有哪个国家的军人会有这番表现？在他们身上，两种人性竟以“酷暑”和“严寒”的方式“冰炭同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和交融，这是正常人吗？同一批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这样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中国的苦难太深了，苦难之中还有一层说不出的屈辱。
这是黄先生的耳闻目睹，也许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日本人“欺软怕硬”的民族本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他畅销不衰的作品《菊花与剑：日本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日本人对内是菊花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相互尊重，每个人都会“摆正位置”，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贵等级和权威分层传统“像呼吸一样自然地接受和认同”；而对外则是利剑风格，霸道且充满进攻性，自认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们无条件地一致对外，且不管对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本尼；迪克特让我们明白了日本人为何对靖国神社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对先人是无条件尊崇的，根本不相信祖先会干坏事。因此，在小泉纯一郎之流的眼中，靖国神社中陈列的二战期间侵华战犯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永远值得崇拜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小泉拜鬼”的目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制造舆论，赢得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为其连任铺平道路，也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妄想再次称雄亚洲、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不容否定，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诸如“仁”这一孔学核心——并未广泛植入日本社会，因而，从骨子里看，日本所截取的只是中华文化之形，而非中华文化之魂。加上日本对待外来文化，潜意识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既想为我所用又害怕其影响广布，于是，日本人的血液里，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惶恐、挣扎和摆脱的痛苦因子，而凸显民族意志亦变成其畸形的强烈欲望。在自卑和不甘的双重心理压力之下，日本开始对外来文化刻意进行矮化、对民族3尚强力进行锤打、对亚洲邻国不时进行窥伺、对来日人士无端进行歧视。对汉字的日式使用、武士道精神、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侵华战争、强行规定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登记名字必须使用片假名等等，均系其所催生。日本在相当一些历史事件上所采取的狭隘民族视角和极端的民族行为，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其灵魂扭曲和道德缺失。这是日本之所以一度成为狭隘短视民族的社会与历史基础。
其次，日本困守于弹丸之地，其岛国位置，使许多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被囿于方寸之间，无法跳出狭小的天地。由于无高度发达文化的濡养，而且又有着天生的地域限制，日本在历史观、道德观和全局观方面，便难免显出坐井观天的特性；同样，由于不能“3物长宜放眼量”，整个日本，便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地窄而见识窄、见识窄而人心亦窄、人心窄而地愈显其窄这样的民族文化基因缺陷。这即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难以脱却的民族劣根性和宿命怪圈。在这样的地域限制和认识谬误面前，日本文化，难有真正称得上大气、广博、深厚、仁爱的品质。也是因为这一点，日本愈益显现出狭隘的岛国文化特征。
狭隘岛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夜郎自大。历史上，其以大日本帝国自居，即为明证。小是忌讳，唯大是取；我之小非我，我之大即我；只容我大，岂容有它；言必称大，唯大是举；小大而大小，小即是大大即是小；文化濡养之浅而成其眼高于顶之大。日本无法企及中华文化的高度，其自身实际上对此是应该有着真切感受的，但日本不是心存敬畏，而是极力贬损，如称中国为“支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着说不尽的艳羡，也连拿带拽地作过模仿，如汉字形体的数量在日文当中，占了十分惊人的比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民族的这种夜郎自大的作派，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的最终膨胀，埋下了祸根，并成为地区紧张局势大爆发的重要因素。
狭隘岛国文化的特征之二，是气度狭小。在本届亚洲杯上，日本政客对中国重庆赛场上部分球迷情绪的自然流露表示了极度不满，并硬是要把这一事件跟中国政府的导向划等号，四处放话，频发抗议，而且日本媒体还为此大做文章，拼命在这一问题上摇唇鼓舌、推波助澜。日本的这种度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们不禁要问，日本政府对于因其自身行为而导致的右翼势力迅猛抬头、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中日关系呈现困局的情形，有无认识呢？对其错误，有无反省呢？据说至今没有。其实，欠中国、欠全体中国人民、欠中华民族的是日本，而中国不欠日本任何东西！现在日本人反过来对中国说三道四，这根本就是强盗逻辑！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民族的器量狭小、难以善与！
狭隘岛国文化的特征之三，是眼光短浅。日本在许多方面，许多时候，因受眼前利益驱动而选择了缺乏长远眼光的做法。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不惜冒与中国交恶的危险，宣称这座自古以来即属中国神圣领土的海上岩礁为日本所有，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军舰在此巡弋，日本海上保安厅多次拦截中国两岸三方保钓勇士开往该岛的多艘船只，无理拘捕我登上钓鱼岛的七名中国公民，而且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在此上演建灯塔、升太阳旗的闹剧与丑剧；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某些人更是怀着阴暗心理，表现出极为短视的政治取向，或公开或隐秘地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如往访台湾、支持台独，大放厥词，心怀叵测，卑鄙而又拙劣，无赖复又无耻；在东中国海大陆架延伸和海洋资源的认定及开发问题上，日本也是急于想分一杯羹而挑战中国的国家海洋权益——无数事实证明，日本的胃口太大，而眼光太浅！
狭隘岛国文化的特征之四，是残酷暴虐。日本在亚洲泛文化圈内，虽谋面必鞠躬，但事实上，其民族性格是最少东方温良恭俭让精神的。这使得日本一度在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而且手段极其残酷毒辣，丧失人性。其结果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横跨几个世纪的深重灾难。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日本更是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无数悲剧。日本侵略者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