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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秋深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
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当初曾军长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乘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国军投诚官兵13；500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17。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3四起。这股3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
60军的高层也在这股3中动摇了。
9月22日晚，长春中长路理事会大楼，第60军军部，曾军长办公室。
星星点点，长空欲坠。东北的深秋夜已有一丝凉意，夜的长春显得更加悲凉。曾泽生从收音机里得知驻守济南的吴军长率部起义的消息，大为震动，心想长春的命运真正到了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
曾军长和第60军到长春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第60军兵员严重不足，装备又差，而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如何保住活命。如果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打仗？
天气渐渐冷起来，冬装粮*皆无，陷入从未遇到过的苦境，似恶战连绵。曾军长寒心彻骨，满眼怒火。他每天倾听着这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心像腌泡在苦海里。
决定东北国共命运的战略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长春更加孤悬暴露，陆路、空中交通完全中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宛如3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为汹涌的波涛所吞没。
作为第60军最高指挥官，有着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双重经历的曾军长的性格十分矛盾：既有“惟蒋是国”的正统观念，又有较浓厚的地方观念；既对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深表不满，又将思想较为进步的军官视为不可靠分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旧军人。60军来自云南，原是“云南王”龙主席的部队，1946年被蒋总统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
随着锦州外围作战开始，长春也已在东北解放军决战的掌心。
曾泽生当然不知道这一计划，但凭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凭对交战两军的观察和分析，曾军长似乎预感到什么。
第60军何去何从？
曾军长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21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商量。
可人都到齐了，曾军长却突然犯起难来，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开口说起。他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自己却陷入沉思。
白肇学感到军长有难言之隐，当即表示：“我们共事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有何难事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嘛。”
曾军长这才缓缓地说出：“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决定究竟怎么办？”
陇耀意识到曾军长既然主动约见大家可能已下定决心，紧接着说：“还商议什么，军座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低头不G，又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曾军长于是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率部起义！”
陇耀一听到“率部起义”，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60军这些年受它们南京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唉！”叹气的是白肇学，“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们可以起义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军长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3点钟。他要厨房搞了点“夜宵”，吃完之后才把两位老部下送走。
白肇学回到家里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想了一夜。
他想起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改组GMD，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中国GCD的帮助下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当时自己在广东滇军干部学校学习，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亲自介绍自己加入中国GMD。
他想到滇军前辈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袁护国的光荣传统，想到第60军在徐州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赢得了各界的尊敬和赞扬。
他还想到，潘朔端将军托人给自己捎信，说GCD坚持“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量才录用”的政策，要自己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是啊，张冲和潘朔端原来在滇军中也身居高位，人家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而蒋某人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自己不能再替他卖命了。”
想到蒋总统和国军，白肇学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东北，蒋总统和国军已是臭名远扬，东北老百姓称南京政权为“二满洲”，还编了一首流行很广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白天要劳工，夜晚要姑娘，民脂民膏搜刮光，够呛够呛真够呛广”。
蒋总统在内战初期曾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内消灭东北G军。可是，现在快两年了，解放军越打越强，而国军却整团整师地被消灭，有的高级将领投奔GCD，或者率部起义，部队士气越来越低。古G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来这场内战的前途不容乐观，在这样与民意相悻的政治集团内，个人升官发财的路也是走不通的。为了长春数十万父老，为了第60军数万三迤健儿，自己应随曾军长率部起义，曾军长和他的两位师长作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解放军攻锦战役打响后，曾军长加紧准备起义工作。9月最后一天，曾军长、白肇学、陇耀在陇耀的师部再次聚会，分析研究部队起义后可能对云南及眷属的影响。
经过分析研究，三人决心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计后方一切得失，积极进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但是，这个眷属和后方问题，不能不使曾军长他们有些心情沉重，三个人一直谈到晚饭后方才散去。
正在这时，蒋总统为稳住军心，致电守军，许下“即派大军出关、迅速解围”的诺言，同时给曾军长写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对曾军长称兄道弟，G气非常亲热，要曾军长鼓励士气，坚决固守长春，大军一定前来解围。
哪知，到了10月1日，义县一解放，锦州守军已成瓮中之鳖。而所谓“大军一定前来解围”的希望早已成为泡影，曾军长激怒地对陇耀说：“蒋某人简直是一个大骗子，我们再也不能上当了！”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桂庭命令曾军长配合新7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60军的暂编52师态度不明；新7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
曾军长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城吧，趁机探探新7军的口3。”
最后，两个军各抽调一个师，向长春西北方向作试探性突围，先收复大房身机场，然后在飞机接应下全军突围。
结果这次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任凭郑桂庭和各级官长如何亲自督战，士兵们也不肯卖力了，有时甚至只要解放军的回击炮一打响，突围部队便自动退回原阵地。
郑桂庭又气又急，却毫无办法。这时，东北“剿总”向他下了一道十分恶毒的命令，要他使用毒气弹突围，被他拒绝了。在这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命令，郑桂庭一直没有执行。在他的内心，人性仍然存在。他感到，打内战已经是不好的事情，如果对自己的同胞使用国际上都禁用的武器，就太不人道了。
郑桂庭见两位军长都坚决表示不愿再突围，自己再固执己见恐出意外，遂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下达了撤退命令。他心里很清楚，此番突不出去，以后就再也无生机了，长春的10万守军只有等待死亡的降临了。
曾军长借机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郑桂庭下令撤退的第二天，曾军长和白肇学、陇耀在铁路宾馆进行第六次聚议，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曾泽生判断，锦州守军必将全部被歼，那么与第60军成为姊妹部队的第93军也将从此完蛋，沈阳亦将不保了。如再不立即起义，必然遭到同样的下场。当断则断，不断则乱。现在是第60军起义的时候了。
10月10日，几架飞机突然飞临长春上空盘旋，空投下蒋总统给郑桂庭、李鸿、曾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目前G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将派飞机掩护，沈阳方向亦有部队在路上接应，等等。
蒋总统不过是安慰一下郑桂庭，他正拼死力要大军压向锦州一线，哪里还有什么力量和精力接应长春10万大军突围出这座孤城。
可是，郑桂庭对蒋总统充满无限信任，以为突围又有了一线希望，立即召曾军长和李军长来兵团部开会。三个人反复商量了许久，最终也没有个结果，郑桂庭只好电复蒋总统，陈述不能突围的理由。
过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