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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浍河等大小河流，南面是淮河。整个地区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黄泛区，地理条件非常不利。
一年前的中原野战军逆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千里跃进大别山，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可是重装备却也损失殆尽。更何况当下的12兵团全部重车重炮，必定深陷其中，无法快速机动，如果沿途遭遇阻击，进展就更是可想而知。
“现在如果想要保住兵团，恐怕只有一条路了。”刘建业看了好一阵地图，对陈辞修说道。
“说说看吧。”陈辞修闭上眼睛，说道。
“目前兵团虽然处境不妙，但是尚未四面受困，还有一线生机。兵团的东南方向还没有G军的主力。如果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东南，朝固镇前进，40多公里的路程，强行军一夜即到，依然可以与从蚌埠出发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回会合。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刘建业说道。
“你说得不错。可是，有一个问题你想到没有？”陈辞修问道。
“学生没有想的全面，还请辞公提点。”刘建业说。
“你知道为什么整编十八军改编为十二兵团的时候，老头子为什么没有任命原任整编十八军军长的伯玉就地升任兵团司令，而是另外委派了培我吗？”陈辞修说道。
“我想大概是因为和培我兄相比，伯玉的资历浅了一些吧？”刘建业揣测地说。
“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陈辞修无力地说。
“那学生就不知道了。”刘建业摇了摇头说。
“主要原因是培我他听话。”陈辞修说。
黄培我是国军陈辞修系统的重要将领，陈辞修的系统人称“土木工程系”，“土”，意思是十一师，“木”，意思是十八军，“工程”，意思是十八军下属的工程旅，陈的基本干部多出自这几个部队，而国军五大主力中，唯一为陈辞修直接掌握的，就是十八军。黄培我一九三八年就担任十八军军长，可见其在陈辞修眼里对其的重视。他作为陈辞修的嫡系，性格品格上面也多少有些相像，好像陈辞修的影子一样。
陈辞修其人，少年得志，访日，日本人发现他是上将，问道：“你年纪轻轻怎么作的了上将？”陈辞修当即反问：“裕仁年纪轻轻怎么做得了天皇？”险些惹出外交大事。陈辞修优点突出：清廉自守，时人评价国民政府中真肯干不要钱的只有陈辞修。缺点也突出：打仗本领一般，内战中被当年的黄埔学生东野林司令员打得“火车南站通北站”（意思是陈辞修把东北几乎丢光，沈阳的火车只能在南站北站之间来回跑而出不去城了）。此外就是派系方面气度狭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黄培我也是少年得志，早年就被国民政府的元老陈立夫看中，青睐到“就差招为女婿了”，以后三十岁当军长，可谓平步青云。黄培我的优点和陈辞修一样，也是为人儒雅、多谋，清廉不贪污。陈辞修的政敌何敬之曾经试图以吃空饷的罪名排挤他，好一口吃掉土木系的主力部队之一54军，结果一军哗然。但是，他的缺点也很突出：军事理论水平一流，实际打仗本领一般，战术死板指挥僵硬，临机不断、过于优柔，抗战参加过罗店死战，人称“血肉磨坊”，精神可嘉，伤亡太大，“书呆子”的名声就此落下。此后就越来越多的改作军事教育，直到此次出任兵团司令。此外相似的就是派系方面也很注重，朋党思想严重。
当然，如果大家细心查一查，就可以发现出身于土木工程系的将军们多半如此，政治上比较有为，而本职工作就比较糟糕，打仗的本事不佳。何敬之是国军元老，长期出任国军的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和陈辞修素来不合。陈辞修系的大将黄培我也和他较过两次劲。
第一次是1943年，黄任五十四军军长，何的心腹将领关麟征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找到证据说黄培我吃空饷，以此为理由罢免黄培我，以自己派系的钟彬代替，从而试图兼并五十四军。关的证据确凿，但没想到黄培我吃空饷不是为了自己贪污，而是士兵生活太苦，他借多列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这时罢免他如同火上浇油，派人点检的时候全军哗然，闹得钟彬不敢上任，加上与关麟征早有宿怨，与黄培我关系又相当不错的胡寿山在最高统帅面前为他据理力争，何敬之吞并的企图没有实现。实际上最高统帅对资深的何敬之防范远远超过陈辞修，他是不会忘记当年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何敬之在南京的积极表现的，自然也不会支持他吞并土木工程系的人马。
第二次就轮到杜光亭倒霉，杜是何一手培养起来的机械化名将，在国军里素有善战之名，论打仗老黄比不了，但也不是没吃过败仗。杜率远征军出兵缅甸，战败回国，负责对他的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培我。杜知道这老哥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希望他能够开恩给自己少报些损失，留点儿面子，故此嘬着牙花宴请黄培我。宴会上果然气氛沉重，杜的幕僚有人为活跃气氛，便没话找话，和黄培我搭讪，不外乎什么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阿之类的废话。谁知黄看到何部长的人勾起旧恨，立刻发作：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里来的风调雨顺？杜部下听他口气，以为他要索贿，便问将军是否需要些款子给家乡？黄大怒曰：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长叹退席，知道这书呆子手里绝不会对自己留情。
但是后来最高统帅看到杜的远征军损失惨重，越发爱惜这位自己的爱将，又是黄培我始料不及的了。黄培我打仗功夫不如杜光亭，和原任的整编十八军军长胡连（字伯玉）也是比不了，凭着在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学到的一身的军事理论功夫去搞军事教育，倒是一把好手，我们翻一翻国军的历史就会发现，像黄培我、李默庵、顾墨三等人如果一直让他们停留在军校领导或者地方首长的位置上可能会使他们更加的出色，不幸却都被驱赶到了不属于他们的战场上，导致误人误己。不过，他相比前面两人，有一点优势，就是对于南京的蒋总统绝对忠诚，只要是上峰的命令，他向来是无条件执行到底，绝对不打折扣。
自从1948年开始，国军在各处战场接连遭遇败绩，南京蒋总统为此困坐愁城，着手组建新型兵团对抗日益准备与他决战的解放军，他想起了他的主力王牌十八军，新组建的兵团包括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和从日本回来的新二十军，命名为十二兵团，司令官的人选却让蒋总统大伤脑筋，胡连已经是首选。然而，十二兵团当时的上司白健生一贯讨厌陈辞修、胡连，拼命抵触，蒋总统不知是怎样的考虑，竟然放弃了胡连，转而派遣参谋次长林中将去上海看望养病的陈辞修，请十八军的老长官来评选自己的新部下。陈辞修知道蒋的用意所在，就此推荐黄培我。黄培我时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蒋总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不顾国防部何部长、华中的白总司令对黄培我的“书生不宜典兵”的评价，召见黄培我委以重任。黄培我顾虑重重，有畏难情绪，他和蒋总统约法三章：“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连同学来做。”蒋总统此时当然应允。
黄培我口中的胡连同学算得上国军，尤其是土木系为数不多的虎将。他是陈辞修、罗尤青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他在国军中有善于苦战、鏖战、硬战之称，当然也素有骄横、狭隘之称。1946年，国军对山东重点进攻过程中，胡连在12月13日受到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的指责心怀不满，此后一战，胡连坐视69师被华野主力围困而不救，最后直接使戴之奇自杀和69师全军覆没，蒋总统在南京为戴某人发哀，却对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胡连无丝毫指责。
次年，华野在泰蒙会战中再度设伏邀击胡连，胡连大意被围，如果不是第五军救援得力，胡连可能就在那时便效忠党国了。尽管如此，胡连在众多的国军将领中仍然算是很少吃解放军的亏的所谓的名将了。
胡连久任十八军和整编后的十一师师长，以为十二兵团司令官志在必得，没想到让他眼中的书呆子黄培我凭空摘了桃子，大为不满，此前，胡连可以攻掉同派系的罗广文取而代之，然则对于黄培我的来路确实奈何不得，毕竟是陈老总亲自点将，所以内中闷气最重，以致于不就兵团副司令一职，进而挑动杨伯韬等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旧部和黄培我大搞摩擦，新建兵团一开始就布满了不祥之兆。
在杨伯韬看来黄培我尽管也是土木系的大将，而且年辈长于自己，然而，黄培我并不是战将，大敌当前，“老头子”把个书生派来对十八军指手画脚真不合时宜，不过闹归闹，最后还要表面上尊重司令官的“权威”，所以一直到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淮海战役开始后，杨伯韬和解放军杨勇部接触，双方互有胜负，可是，久历戎行的杨伯韬发现了苗头不对，以他过去的经验，解放军总以运动战为宗旨，辅之以切尾、断腰、斩首等行动，很少硬拼、苦打、猛攻一类的消耗战，唯独此次例外，而且，杨勇硬是用精锐的老四团拼掉了杨伯涛几千人，涡河以南解放军对十二兵团视而不见，涡河以北则严阵以待，且充分发扬解放军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作风狠打狠追，杨伯韬预感解放军一定有巨大的后援或者主力才得以这么轻易的表示出决战的决心来。在这点上司令官黄培我和他心有相契，黄培我建议兵团采取“核桃”战术，即以蒙城为中心，构筑工事，然而远远的把触角伸出去和解放军接触，形成一个铁拳瞄准目标集中主力打下去，前进中继续占据有力地形，接着逐次跳跃、稳扎稳打。他用第十军向蒙城靠拢，用十八军攻取蒙城。应该说这个方案至少可以保证十二兵团不被华野、中野全部吃掉，可是，那位被白健生讥为“步枪指挥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