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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