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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年12月30日“学习班”结束有感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张双城解释说：“暂不定性，前一段反省，这一段劳动。据知，凡是进行隔离反省，目前都是这样处理。到哪里？由各单位商定，最后定在阿城畜牧场，条件比较好，适于劳动锻炼。考虑你的情况，没有在哈市的。过五一就走。由现在单位和劳动单位共同负责，并经常性考查，了解思想动向，劳动态度。为便于考查，建立考勤考查记录。要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来访办事由所在单位定，外调由原单位，政治待遇生活管理同群众一样。时间上面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