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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前进的步伐。回眸这一段不凡的轨迹，感叹阿登钠那句名言的真正份量：人努力，任何时候为之未晚。
不过，评上副教授、教授，并不是我当教师的目的，它只是说明社会对我资格和能力的一种名义认可，也是给我的一个新台阶、一种新动力。为此，我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方向盘，决心努力参加教材建设，为学校、为社会作一些贡献。
积极参加教材建设。一是积极承担教材编写任务；二是参加电大全国性的教材会议。我参加编写的中央电大使用的全国教材有：主编全国电视中专《企业财务管理》（现已出第三版），参编全国电大《20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工业产权法》、《商业经济学》等。我还参加中央电大全国性教材、教学大纲的讨论会、审定会，这方面的课程有《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价格学》、《市场学》等。
发挥电大远程教育优势，积极为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电大的一项光荣任务，正是我日夜向往要做的事。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做了两件大事。
1988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于花园街，遇见了在省乡镇企业局科研处当处长的老朋友栾秀翔，他是东北林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参加了省革委会的筹建，以后一直在省革委会工作。故友重逢，话题由远而近，渐渐地扯起各自的工作，谈及目前乡镇企业的情况。他不无感慨地说：“乡镇企业在这几年有长足发展，冲破了农村经济单一、封闭的格局，促进了以专业为中心、以小城镇为依托的乡镇商品经济网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早在50年代中期，毛主席对于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们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邓小平最近也高度赞扬乡镇企业崛起。但是，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管理混乱、效益不高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我脱口而出：“何不搞搞人员培训？”
他笑着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也笑着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干啥吆喝啥，这有什么奇怪。”便乘机一本正地继续说，“我看，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跟其他工作一样，就是人才没起来。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把人都卡死了。当然，这一点我不说，否则又有人说我怀才不遇，唠叨自己，没意思。”我话锋一转，又说道：“应该说，由于有大工业作后盾，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起步要比南方高。但是，这些年却没有南方火旺，遗憾得很。办企业靠的是人才。你是科研处处长，还是抓抓人才培训吧。我们电大可以帮忙。电大在全省，从省到地市县，上下连成线、左右连成片，是一个现成的教育网，比别的普通高校和成人院校有优势。和我们联合搞吧！”
他见我一副认真相，一派要干劲，沉吟良久说：“现在真有个机会可以考虑。根据国家乡镇企业总局部署，乡镇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求培训上岗、晋级。”
“好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千金难买。”我快口说，便再一次摇唇鼓舌。老朋友一说就灵，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决定双方各自努力，争取利用电大优势，由电大组织专家编写教材，利用电大网络，培训师资，运用省乡企局的行政手段，组织全省所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这事后来终于促成，成立了“黑龙江省乡镇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材编委会”，由电大副校长刘敬发任主编，乡企局和电大有关负责人为副主编，邀请我和电大、哈工大六名教师为委员。这次，花了半年时间，通过自编、改编、借用等形式，搞出了十几部乡镇企业培训教材。我主编了《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全书共十八章，我撰写了八章半。这期间，除了辅导讲课以外，我还协助领导作了许多有关实际工作。
这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和技术、管理人员，受训人数在几万以上。对于全省乡镇企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事后来因为栾秀翔工作调动，只搞了一次，而没有坚持办下去。
还有一件，就是搞全省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这项工作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省内直接抓这项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和广大村级干部的赞扬。中组部、国家农业部给予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和中视台先后作了报导。
早在1992年，我曾向学校领导提出过开展乡村两级干部培训的建议，学校派我联系，省农委周秘书长十分重视，正在磋商之中，他工作变动，加上学校有别的事情，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1995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的战略部署，要求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我商量，想抓住这一机遇，向学校重提旧议，根据中央电大把办学的着眼点，投向“面向地方、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省电大应立足于省情，为农办学，建议省里开展乡村干部培训，内容主要是农业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经过酝酿，得到校领导的赞同。学校再次委托并授权我出面联系。于1995年9月，我起草了文件，以学校名义，向省政府提出了发挥电大教学网络优势，对乡村两级现职和后备干部进行短期培训的书面建议。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村的情况，更对农业发展寄予厚望。我认为，不能低估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农业实质上是小农经济。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或者假话。农业要上去，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创造性。为此，必须把教育搞上去，切实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抓好各种为农教育，为农业、农村输送技术、管理人才；二要抓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养技术农民和农民技术、管理骨干；三要特别下大力抓好农村基础干部的岗位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在职提高。就是凭着这些强烈的信念，我拿着学校的这个书面建议，去寻求省里领导的支持。我首先找省农业工作办公室，先打听我原来联系过的周秘书长。被告知这位曾想办这件事的周秘书长业已退休，我只得另寻他途。人们告诉我，这事应该由省科教兴农办管。于是我又迈开双脚，去找省科教兴农办。接待我的两位处长，知道我的过去和现今的情况，听说是我来联系这件事，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件大事，值得大办。我们三人商定，为了慎重起见，有必要到下面，听听县、乡、村三级干部和县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市县电大负责人的意见。
为此，我们分两条线操作。一条线是，我随同省农办科教兴农办的两位处长、一名科长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到巴彦县搞调查，开座谈会。在调查、座谈中，与会者抽象地高度赞扬，而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强调难于组织呀，没有时间呀，又怕增加农民负担呀，甚至有的人话语间，讥讽这不是为了“教农”，而是为了“挣农民的钱”，如此等等。这次调查，我们去的人中有人动摇了，不想搞了。但我觉得，对他们的意见应该有分析，一方面说明以往的培训有失农民的信任，他们被名目繁多的种种培训搞苦了、搞怕了，因为对我们这次搞法不托底，以为是以培训为名，行向他们手里捞钱之实；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个经费问题，有实效的培训农民是欢迎的，我们这次既要注重实效，不得走过场，同时又要尽量减轻农民负担。不是不办，而是要办好。经过商量，我们决心再做工作，争取省里领导支持。
另一条线是，我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找五个地、县电大负责人到省电大开座谈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一致认为办学经费是个问题，但不应该成为主要问题。现在农民的负担很重，中央三令五申，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办教育、办干部培训，这点钱是有的。每年只要少吃点就足够了。主要问题是认识问题、组织管理问题、领导问题。如果省里真正重视，问题不难解决。这与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一致的。
好事多磨。在这种情况下，我同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科教兴农办的同志又去寻求省委组织部的支持。省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处高度评价这一建议，但也觉得有难处。对此事大为赞赏、非将其事办成不可的省农办副主任韩贵清，就亲自找组织部王副部长做工作。王认为这与他们拟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构想合拍，并提出以村级干部为培训对象，设七个方面内容，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产业化、农村市场学基本知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和农村先进实用技术，还指示拿出一部分党费来支持这件事。消息传开，省里有关部门——省妇联、团省委、省科委、省科协等——纷纷要求加盟。后来组织部只同意省科委和省科协参加，同时提出，除电大外，其余参办的单位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真使我喜出望外。
经过进一步协商准备，正式形成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党委组织部牵头、农办协调、科委、科协配合、以电大为依托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培训体制。培训从1996年开始，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从1999年开始，村级干部持证上岗，没有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不能担任村级干部。
这次培训，后来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亲自挂帅，省委组织部正副部长从不同角度动员、具体组织。经费问题，后来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即省里拿一点（省委组织部一共拿出党费160万元）；区、县拿一点（依据情况，有的从党费留成中拿出一部分，有的从财政拿出一部分）；农民拿一点（主要是生活费）。
据统计，黑龙江省共有1158个乡、14520个村（�